媒体称，大部分干部也反对过度的公务应酬，但在扭曲的酒风之下，一些干部“不得不喝”。中部地区一位市长透露，他一年有日程安排记录的超过1500多顿饭，平均1天四五顿，基本上没在家吃过饭，牵扯太多精力，实在吃不消。

　　不可否认，“一年1500多顿饭”，着实要令不少人羡慕嫉妒恨。不过，既然天天吃鲍鱼也难免要吃得倒胃口，平均一天四五顿的饭局，也绝非一般人的胃口可以承受，尤其是当基层公务接待的饭局上，总少不了“好酒”时，“一年1500多顿饭”，更非谁都有能力胜任的“瓷器活”。不独这位市长，“鲍鱼饭局吃得太累，梦里都想小米汤”未尝不是身陷基层公务接待中的基层官员们的心声。如此看来，扭转基层公务吃请接待之风，似乎并不缺官员基础。

　　基层公务接待之所以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吃请生态，与其说是“朋友来了有好酒”的待客之道使然，毋宁说是公款接待的开支缺乏起码的约束与规制所致。不难设想，假如基层公务接待有着严格的费用和报销限制，官员又怎会自掏腰包去尽“地主之谊”？假如公务接待不仅要公开接待的参与者，甚至要细化到每一道菜，“一年1500多顿饭”又怎会堂皇上演？

　　改变“一年1500多顿饭”的基层接待生态，不能寄望于官员“吃不消”后的自觉回归，而是应勒紧公务开支的金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