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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2014年2月14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条例》即日开始实施,标志着国家单独两孩政策在天津市正式落地。
全市6%单独爸妈
第一时间提出申请
“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一个月后,截至3月13日,全市共受理单独两孩生育申请10209例,其中夫妻双方都是非农业户籍的5878例,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农业户籍的4331例。目前区县已审批通过3985例。而在该政策颁布之初,本市计生部门做过“单独夫妻是否有生二孩意愿”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天津市符合这次“单独二孩”政策的已婚育龄妇女大概16.34万人,大约有4.6万人有生育意愿,仅占符合政策人口的不到30%,而在第一个时间提出生育申请的为10209例,仅占符合政策人口的6%。
按天津市《条例》规定,经批准生育二孩的,应当与生育第一个子女间隔四年以上,但女方年满二十八周岁、再婚夫妻女方系初育者、依法收养子女后又怀孕的这三种情况除外。单独夫妻生育二孩同样要遵守以上生育间隔要求,这样有助于缓解生育堆积现象的出现。生育二孩的女职工可享受与生育一孩同样的产假政策。
根据市人口计生委的预计,按照三年左右把生育堆积释放出来大概每年有1万到2万出生增量。天津在农村地区早就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次政策释放主要在城镇地区,所以城镇地区的人口会有一定增加。但大概从2013年到2020年期间天津市人口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3年是12万人出生,大约在2015年将达到一个高峰14.5万人,然后逐步有一个下降,大约在2020年左右,达到11万人左右。
两个宝宝利于
家庭健康发展
关于天津“单独二孩”政策的落实,渤海早报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人口发展与研究所教授原新,原教授表示:天津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1.2-1.3(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属于极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正在向零人口增长推进,而市内中心区已经实现了零人口增长。实行“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被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生育势能,在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后会瞬间释放,政策调整后的2-3年内的出生堆积现象,这是一般性规律。实施“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生堆积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有所提高,但升高幅度有限,依然属于低生育率水平范畴。
根据天津市符合“单独二孩”家庭的数量和生育意愿调查情况,此次落实“单独二孩”,将会有4.6万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孩子将在未来的3年左右出生,比现行生育政策每年多出生1.5万人左右。生育堆积期过后,每年的二孩出生人数不会超过万人,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不会造成出生人口数量大起大落的变动,有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
此外,在微观层面上,长期的低生育率使家庭被简约化到了极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成员流动化、家庭的经济社会功能退化,家庭发展能力弱化、家庭风险性强化,形成了典型的“4-2-1”家庭代际结构。“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可在政策层面上终止“4-2-1”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这样,可以缓解家庭代际结构矛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发挥,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有利于家庭发展,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形成,有利于孩子教育,有利于降低家庭风险。
“单独二孩”促使
出生性别比下降
“单独二孩”政策让不少有再生育的夫妻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但出生人口的增加是否会对本市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呢?受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城市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让部分城市人口性别比例出现偏离常值。2010年人口普查,天津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69(正常值为103-107),明显偏高。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有效手段。虽然不可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完全恢复正常,但“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可以适度增加生育数量,一定会促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
原新教授认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影响是渐次发生的。第一,增加少年儿童人口是即时的。第二,适当延时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执行后的15年,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增加。第三,“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只会影响2074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可以即时影响人口老龄化水平。对近中期老龄化水平有微弱的下调作用,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具有显著下调作用。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出生人口素质不存在本质性差异,但是城乡受教育条件和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生育政策方面,孩子成长条件相对差的农村可以多生,条件相对好的城市必须少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总体提升。“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实现了城乡家庭生育数量规定的一体化,可以在政策层面上消除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生二宝压力大
单独爸妈纠结
实行了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放开,可并没有出现太多的单独爸妈把生二宝纳入人生规划。本市符合两孩政策的已婚育龄妇女大概16.34万人,大约有4.6万人有生育意愿,仅占符合政策人口的不到30%。在为何选择不生“老二”的调查中,反馈更多的原因是“生得起、养不起”。多增加一个孩子,对家庭的精力和财力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对社会的承载力更是一种挑战。29岁的陈先生和27岁的妻子刘女士正好是符合新政的夫妻,他们已经有一个1岁半的儿子,按照政策可以再要个宝宝,但夫妻俩都觉得这是个太“昂贵”的决定。
原新教授介绍,现实社会的高消费、高房价、高物价在推升生活成本,提升孩子的抚养成本,而生活生产领域的竞争性在不断加大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尤其在大城市,抑制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使得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可以生第二个孩子的夫妻有九成以上被迫放弃。
现代生活方式多样性的选择也对抑制生育产生了一定作用,如独身、丁克(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就生一个等。同时,消费方式多样化和丰富化,使很多年轻人可以选择生孩子以外的其他消费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还有独生子女后遗症的问题。一部分独生子女在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的关注下成长,虽然到了婚育年龄,但生活能力并没有成熟,拿父母的话来说“自己还没有长大”。第一个孩子由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帮助带大,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以及自我生活意识的增强,不愿意再被下一代的孩子束缚。
同时,本次生育政策调整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市,除了天津市区人口生育量会增多外,天津市外来人口的生育量也会增加。所以,“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不但会增加本市户籍人口的出生量,还会增加外来人口的出生量,增加天津市的生殖健康、产科、儿科的服务量,同时在几年以后,还会增加幼儿园、学校学位数的需求量,相关部门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