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安晓琳，预审监管总队法制办民警，曾任预审一支队一大队预审员。2004年安晓琳来到预审监管总队，当上了预审员。在他看来，预审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十年来，这项事业增长了自己的人生阅历，让安晓琳感觉获益匪浅。“因为接触的都是重大疑难案件，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人生重要关头的一些错误选择，导致自己及家人生活的毁灭。无数的案件事实证明，面对诱惑或关键抉择，正派做人、遵法守纪是通往幸福人生的道路。这是干预审的另一大收获。”安晓琳说。

　　一张汇款单追查发现案件隐情

　　2006年安晓琳开始独立办案，接手的第二个案子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当时临近春节，郭某主动报案，说自己和一个陌生路人发生争执，结果用砖头将对方拍死。“自首”时郭某身上也有伤，据说当时两个人就是肩膀撞了一下，然后就打起来了，打斗中他从路边捡了块砖头把被害人拍死了。郭某所说的两人争执的原因非常牵强，安晓琳隐约感觉案件背后应该还有事。

　　他决定从被害人的身份入手追查。当时被害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只有一张汇款单，上面的名字还模糊了。汇款单对方的账号在湖北，于是，安晓琳很快来到湖北当地银行查找，证实账户属于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几经周折，安晓琳找到了她。老太太非常慈祥，头脑有点糊涂。安晓琳向老太太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来自天津的公安，您在天津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有啊，在天津我有一个干儿子，是我领养的孤儿。隔几个月就给我汇钱，一直都管我。”老太太回答。“那他叫什么名字？”“刘楠(化名)。”根据老太太提供的情况，“刘楠”的年龄与被害人相符，基本情况看似可以确定。可当安晓琳回到天津后，在公安系统里进行户口信息的全国搜索，却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安晓琳只好再给老太太打电话，但老太太在电话里叙述得很不清楚。他只得再次前往湖北，每天和老太太见面，和她谈“干儿子”以前的事，听老太太说以前怎么领养的这个孩子，怎么把他拉扯大……“刘楠小时候特别听话懂事，就是脾气大，爱打架。他初中毕业就到外面工作，有一两年我找不见他。后来听说他进监狱了。出来后，他改过一次名字，在刘楠两个字中间加了个正字。”安晓琳马上跟天津同事取得联系，再查，确定被害人的特征跟刘正楠吻合。

　　安晓琳继续调查，查到刘正楠曾经在我市某公司当操作工。当把曾跟他在一个组工作的组员名单调出来后发现，嫌疑人郭某和刘正楠原来是一个组的同事，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证明了郭某声称的此前并不认识刘正楠纯属谎言。安晓琳又找到了当年两人的同事。同事反映郭某和刘正楠以前在工作上有过矛盾因此打过架。

　　安晓琳和同事对郭某进行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郭某终于承认：他和刘正楠之前有过矛盾。一天，在路上偶遇对方，以前的积怨瞬间爆发，恶念顿生的他趁刘正楠不注意，从后面用砖头将其拍死。然后报警说是和对方打斗中一时冲动杀的人。这样，案子的情节完全改变：从路人偶遇冲动杀人，变成了熟人积怨故意杀人。后来郭某被判死缓。刚刚独立办案的安晓琳也由此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要预审员不放弃，一个字一个小纸条都可能使案子有重大进展，只要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

　　细致挖掘人性“逼”出案件真相

　　2008年奥运会期间，安晓琳接审了一起发生在我市郊区的案件：妻子从楼上掉下去了，颅脑严重损伤。丈夫孙某说妻子是擦玻璃时意外坠楼。妻子的父母却坚持说女儿系遭丈夫谋害，因为孙某有“小三儿”。孙某承认自己有婚外情，但否认加害妻子。

　　公安属地分局当时将孙某和“小三儿”请来询问。“小三儿”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孙某则还是那句话：妻子就是擦玻璃时掉下去的。案子移交预审时，补强证据存在较大压力。领导对这个案子的指示是：这个案子一定得慎重，不能冤枉好人，但也不能放过坏人。

　　当时安晓琳认为：获取真相的关键在孙某的妻子身上。于是，他就把去医院“报到”当成了一道工作程序，隔三岔五就去医院看看。医生介绍，孙妻的情况很不乐观，最好的结果可能是植物人。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让人高兴的事情发生了：孙妻睁开了眼睛。虽然不能说话，但安晓琳看到了希望。安晓琳去医院的频率变成了一天一趟。后来，情况转好，安晓琳问孙妻：“你想孩子吗？”孙妻眨眨眼。儿子只有两岁，是她最大的惦念。安晓琳时刻关注着孙妻的状况，希望她的恢复进展能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又过了半个月，孙妻终于说出了受伤后的第一句话，只有微弱的两个字：“强强”。这是她儿子的名字。家人马上把孩子抱过来，孙妻流下了眼泪。

　　耐心等了一周之后，安晓琳再去看望孙妻时，就问她：“你老公谁啊？”“孙某。”“那你想孙某吗？”“想。”这一个“想”字让安晓琳和同事都很感动，无论案子是怎么回事，至少孙某养“小三儿”的事情她是知情的。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妻子至此还在惦念丈夫，心里还有老公，这份情感让人心灵震撼。安晓琳每次去的时候，都带着录音笔。后来安晓琳又去了几次，孙妻说的话逐渐多了起来。安晓琳就又问她：“你老公谁啊？你想他吗？”“我想孙某。”这次孙妻的表达非常清楚，安晓琳也把这句妻子的心声录了下来。

　　回到单位，安晓琳拿着录音笔就提讯了孙某：“这么多年夫妻，你对你爱人还有感情没有？现在你媳妇已经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你听听这是什么！”当微弱又坚定的“我想孙某”四个字播放出来的时候，孙某的心防立即崩溃了，瞬间痛哭流涕：“我错了，我不该干这么混蛋的事！”孙某随后坦白：“小三儿”一直逼他离婚，他不想离婚。“小三儿”急了，跟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离婚，要么把他妻子弄死。孙某没有办法，在家里跟妻子发生争执时，一时冲动就把妻子从阳台推下去了。“小三儿”后来也承认：自己在激动之时确实说过让孙某把妻子杀了的话，没想到孙某真这么干了。孙某最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孙某的妻子则在受了这么重的伤后，奇迹般地恢复了，现在的生活已基本能够自理，还可以独自照顾孩子。孙某被收监后，已有了悔改的表现，妻子还经常带孩子去看他。

　　“孙某的妻子知道是丈夫把自己推下去的，但对他还有所留恋。我就是用孙某人性中对妻子孩子的感情，引出了案件的真相，让孙某认罪。”回忆起这个案子，安晓琳说。

　　打心理战破掉“攻守同盟”

　　在预审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好好供述的嫌疑人，安晓琳总会想出很多应对的办法。

　　2010年，他接手了分局移送的一起杀人抢劫案。当时现场发现了一把刀，被害人被捅了一刀，当场死亡。警方排查中从附近一个超市监控录像里发现，有两个人一起买的刀，刀的样子还很特别。买刀人潘某和张某很快被警方抓住了，也承认了他们买刀是为路边抢劫。可这两个人只承认，他们确实在案发现场实施了抢劫，但是并没捅人，只是用刀子吓唬了对方一下就跑了。真相到底如何？安晓琳决定寻找答案。

　　两名嫌疑人中，潘某30多岁，张某20多岁，张某是“跟”着潘某干的。继续审讯中，两人坚持原来的供述。很明显，他们已经建立起“攻守同盟”。安晓琳于是对两个犯罪嫌疑人打起了心理战。

　　随后他每天把潘某提出来天南海北地聊天。半个月后，张某从与管教谈话中得知潘某天天被提讯，经过反复考虑后，主动跟管教提要求，想见预审员。安晓琳又“淡了他几天”后，终于同意“接见”。张某一进审讯室，立即破口大骂潘某背信弃义，要求坦白和潘某一起做的案子。安晓琳就对张某说：“你要想好了，机会就这一次，把事说明白了。”

　　结果，张某彻底坦白：案发前两个人都没有钱，老板又拖欠工资。潘某便跟他说：你跟着我干，给我站脚助威就行。结果抢劫时被害人想挣扎，潘某把人捅死了。事后潘某告诉张某：咱俩谁都不承认，法律拿咱俩没办法。随后在对潘某的审讯中，安晓琳“不经意”向潘某提到其作案前与张某商量中的关键环节后问他：“你有什么想说的？”潘某最后只好承认，人确实是他杀的。

　　最后潘某被判处死刑，张某被判无期。

　　“这个案子属于共同作案，如果两个人都不承认，全都会降格轻判，这对其中一个嫌疑人和被害人都不公平。但只要一个人交代了，攻守同盟也就破掉了。”安晓琳说。

　　将心比心从抵触到配合

　　2011年，安晓琳接办了一起发生在我市郊区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三名少年抢了一辆出租车，捅死出租车司机、抢走钱财后逃逸。主犯王某和两名从犯当时都只有15岁，作案时还在上初中。

　　王某是当地村里的“小霸王”，同村的孩子都怕他，家长对他也比较溺爱。当天王某欲上网而兜里没钱了，就买了把刀，找了两个小伙伴要抢车杀人。因为王某属于未成年人，每次提讯时父母都陪着，预审员一问到作案时的具体细节，他的父母就在一边阻挠。比如说案情问到是谁动的刀时，王某的父亲就说：“你再好好想想，是你捅的人吗？”孩子就说好像不是，是他们两个干的。有父母“撑腰”，孩子一点也不“怕”警察。然而，预审员只能口头上制止家长的这种诱导行为，不能中止家长陪同审讯。因为孩子父母的干扰和阻挠，审讯进行得非常艰难。

　　后来警方就跟家属提出：得把孩子从当地接到市里预审监管总队进行审讯。家长就表示孩子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怕孩子吃不好睡不好。而且到了市区，家长要陪同提讯，往来也很不方便，还是希望能在当地继续问这个事。安晓琳于是就跟孩子家长讲：困难我们去克服，我们可以每天来这审讯。但是我们不把人接走，你们必须得好好配合我们工作。同案犯和现场证据都能确定是你家孩子捅的人，你再这么阻挠下去，只会对孩子造成更坏影响。你以为是为孩子好，但你现在有些做法其实是在害孩子，认罪态度不好，就判得重。现在家长最该做的就是给孩子争取一个好态度。

　　经过反复工作，家长终于明白了，表示再提讯时一定配合预审员的工作。

　　后来孩子父亲的态度果然就变了，审讯前，他先告诉孩子：“你得跟民警好好说，别嬉皮笑脸的。”当安晓琳问到关键细节时，孩子习惯性地看向父亲。父亲很严肃：“你看我干嘛？跟民警好好说。你好好说以后你爸还管你。”王某就把当时情况说了，所有细节都跟同案犯说的吻合，证据也确定下来。王某后来被判了15年。他的父亲也很感动：“没把孩子教育好，是我的错，等他出来我一定好好管他。谢谢民警，给我的孩子一个机会。”

　　就这样，不怕麻烦的往返和将心比心的劝说，让少年案犯的家长从抵触到配合。安晓琳承办的这起案件有了让人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