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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本报关于上池馆药房的连续报道,引起市民浓厚兴趣。近日,上池馆药房经理钟桓芳的孙女——天津市政协常委钟玲玲女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其祖父亲笔写的《我的略历》,进一步印证了这家西药房的“红色”历史。
钟桓芳《我的略历》写在专门笺纸上,是以家信形式保存下来的,主要目的是让子女们了解“我之简史和家庭状况”。从略历中可知,钟桓芳一生波折,“处在忧患之时多,真正快乐之时少”,他特别提到:“我三次进日寇宪兵队,一次将店中全部货物抢出。事后得友人援助,才得恢复营业。最后一次被匪帮中统局捕去羁押,将及一年,逢解放才得回来。经此四次被捕,都系九死一生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了日寇抢走“全部货物”的具体损失数字——1944年4月,日军掠走上池馆药房医药用品,折算为1937年7月的价值为420784元(损失时价值163222000元)。钟桓芳自述四次被日寇宪兵队和国民党中统逮捕事件,虽未提及其原因是为解放区运送药品,但以之与此前采录的杜伟民、韩文华口述材料相参照,仍不难看出上池馆药房的“红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