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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大型人文纪录片《五大道》“火”了。现在,不仅天津人在热议“五大道”,外地人也因“五大道”而向往着天津。“五大道”这个独特的街区,鳞次栉比的“万国建筑”生长出近代中国与一座城市的传奇。今天,我们依此寻觅,它究竟触碰到了什么,引起巨大反响?是什么让天津人的内心激流涌动,漾起了那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情感?
日前,我们走进天津广播电视台,与纪录片《五大道》总导演祖光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交谈中,试图一点点走进这部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的思考与探索。
这个题材看上去很老,但它如同“春天的河面”
记者:现在,不仅天津人,包括外地人、海外华人都在电视上、网络上看这部片子、聊这部片子,它在民间产生这么大的反响,您想到了吗?
祖光:没有,我真没想到。拍纪录片的人都寂寞惯了,我们平时都是“潜”在土里、水里、书本里、史料里,特能耐得住清苦和寂寞。
记者: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就这么“火”,您现在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祖光:这部片子是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也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和地方台合拍一部纪录片。央视曾经谈到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五大道”这个题材占尽先机,它看上去好像很老,但如同春天的河面,冰层下已经春潮涌动。
一直以来,我们对晚清历史、民国历史、九国租界这些话题讳莫如深。天津的近代历史是我们民族心理上一个久久不能愈合的伤疤,人们不愿触碰它。这块伤疤如果揭不好,就会流血形成新的伤疤。而另一方面,对于晚清、民国这段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又异常活跃。随着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开始有勇气来正视这段历史。同时,我们也需要用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态度来回答学术界各种各样的评论和猜测。现在看来,这段历史在民间有着巨大的记忆储存的能量,这里蕴含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们的情感体验。我想,这部片子的热度源于它一下子打开了人们对于城市记忆的情感的闸门。
研究这座城市的生长,就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活体标本
记者:大家对这部片子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国际性”,即从西方学者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天津。
祖光: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天津这座城市的故事呢?这需要“国际化的表达”,一是从国际大视野,从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历史;二是国际化的叙事策略。我们先谈第一点。为什么有很多知名的国际学者在研究天津?因为研究天津,就是研究中国整个的近代史;研究这个城市的生长,就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活体标本。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的冲突与联系,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不仅是一个简单角色而且是一个重要角色,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学术界看来,天津为研究和解决世界民族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范本。天津城市文化的意义是世界性的,它具有独特的“文化岛”现象,这里五方杂处,有租界文化、老城文化、码头文化……中西融汇但不合流,它既能够包容外来文化,又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好的坚守,呈现出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提倡人类要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既能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欣赏异民族的文化,树立“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在天津,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化现象。
记者:那么,这部片子不仅呈现了历史,也通过历史展现了城市人文形成的轨迹。
祖光: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即在当下有没有意义。天津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它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研究意义。
国际化表达,需要借鉴国际认可的讲故事的“黄金分割线”
记者:这部片子好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会讲故事,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穿梭中娓娓道来。
祖光:这就是我要说的国际化表达的第二点,借鉴了西方人能够容易看懂的讲故事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过去我们拍纪录片是线性思维,我把它比喻成一根长寿面,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疲劳。这次,我把我们的叙事结构比喻成“十八街麻花”,是螺旋式推进,在历史和现实相互穿插的大开大合中,不断找到有效信息、有趣信息,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推进,呈现出多维、立体的空间,让观众参与进来,让人们走进去徜徉。很多纪实美学、戏剧美学都参与其中的表达,很多生动的细节拨动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情感体验。
比如说在刻画人物上,我们采访了三四百人,在片子里出现的有名有姓的165人。就一个人物而言,在几十秒到一分钟里,必须完成三大功能:一是历史事件、史实的呈现,二是人物的塑造,三是主题表达。三言两语,一个人物就要跃然纸上、脱颖而出。三分钟一个小高潮,五分钟一个大高潮,一个故事最长不能超过八分钟。这是国际认可的“黄金分割线”。过去,我们拍片子比较随性,想多说的就会占很长时间,这次充分吸收了这种国际化的表达方法,效果非常好。
三年八易其稿,架构、音乐、解说词等都要精益求精地打磨
记者:此前,媒体曾披露,这部片子三年八易其稿。一部纪录片拍三年,这个时间是不是很长?
祖光:从我接到拍摄任务到制作完成,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在国内拍一部纪录片,超过两年的都不多。因为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拍一部片子的时间过长,他就会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在国外,一部好的纪录片,记录人类历史、文化史、科学史的传世之作,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穷极一生来做。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电视界里需要有思想、责任、担当的文化坚守者。
记者:三年八易其稿,您举个例子说说这里面都下了哪些功夫?
祖光:拍摄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收获很大。比如说第一集“开埠”,原先叫“局变”。“局变”取意于李鸿章将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拍摄进程,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越发感觉“局变”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它反映了处在大清末世的李鸿章的文化心理。今天,我们应当站在大文化、大历史观中,平和、客观地去看待历史。片子都制作到后期了,我们才将“局变”改为不带有感情色彩的、陈述事实的“开埠”。
记者:观众对片子中的音乐、解说词都赞誉有加,这些都是怎么打磨出来的?
祖光:我们制作音乐的团队,一次次走进五大道,不断寻找音乐创作上的灵感。你们注意到了没有,音乐中有天津时调的元素,有西洋音乐的元素,我们还要通过音乐体现出历史的厚重与传奇的味道。解说词也是经过撰稿人、分集导演等不断地打磨。
记者:您是不是很有“五大道”情结?
祖光:我1955年就出生在“五大道”中的常德道,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5年。儿时我爬过的家门口的那棵枣树,依旧是我最开心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