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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道路坎坷,但仍保持乐观心态
受访者:杨岑峰
杨岑峰今年94岁,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96师286团排长。在天津,像他一样的黄埔老兵只剩下30位。对于这些耄耋老人,停止忘却是最好的敬谢。杨岑峰老人虽年事已高,但听觉灵敏,思维清晰,说话中气十足。
“七七事变”后,日军发起大规模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后开始了数星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暴行之后,日军继续向南京上游推进,1938年初,日军将魔爪伸向杨岑峰的家乡——安徽芜湖。
那本应该是一个幸福美满的除夕之夜。可入夜之后,密集的枪炮声打破了人们的美梦。由于恐惧,全城笼罩在混乱之中,根本不知道哪里安全。后来,听说日军从南面进军,人们拼命向江北的巢县涌去,杨岑峰的父亲带着5个孩子也加入了逃难队伍。此时,长江实际上已被日军炮火封锁得严严实实。炮弹在轮渡的浮桥边接连“开花”,一路向北、只顾逃命的乡亲不知有多少跌落江中,爆炸声、叫声混杂在一起,16岁的高三学生杨岑峰满腔仇恨,却又无可奈何。
逃到芜湖北岸的农村,一家人实在没力气就停了下来。那一段时间,正准备考大学的杨岑峰无学可上,心情十分低落。恰好,有一个营的新四军驻扎于此,新四军教导员开导他,阐明抗日道理,还教他唱歌。“《打回老家去》《游击队歌》,这些我至今还经常唱。”杨岑峰说起那时情景记忆犹新,声音刚劲有力。
当时,杨岑峰离黄埔军校在第三战区的招生站安徽屯溪不远,他毅然前去报考,投笔从戎。当时的黄埔军校已经迁往成都,交通线被破坏,400多位来自安徽、福建、浙江的热血男儿耗时一个月终于到达学校,腿肿了,脚破了,但没一个人掉队。
在黄埔军校的两年半,杨岑峰体会最深的就是严格。刚去的时候他挺开心,有吃有喝不会饿肚子。学校对内务、穿衣及吃饭都有严格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被单、毛毯都要用尺子量距离,稍有不合格就会遭受处罚。随着抗战的惨烈进行,中国军队人员紧缺,杨岑峰提前半年毕业,加入到杜聿明将军的第五军。这支部队刚取得昆仑关大捷,士气极高。接下来两年,杨岑峰随部队便在云南、广西一带驻扎。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2月,杨岑峰随部队开赴缅甸对日作战,他成为一名排长。芜湖老乡戴安澜所率领的200师主攻同古,杨岑峰所在的96师为军预备队,在平满纳附近布防。在同古西边的平满纳,他经历了一生中最惨烈的一战:“我排50多人只剩12人,亲眼看着有位黄埔同学被敌人砍断右臂,跳下万丈悬崖。”由于驻缅英军作战不利,直接将中国军队的后方让给了日军,杨岑峰不得不随大部队一起向北突围,进入野人山。“丛林光线极差、又湿又热,喘气都很困难,还没东西吃,最后连战马的皮肉都被吃光。我看着戴安澜师长负伤后,躺在担架上连续8天指挥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回忆道。
撤回国内,他和战友一起驻扎在昆明机场,负责保护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战机。 8曰15日那天, “收音机里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一片唏嘘,“不是不相信,就是觉得太突然了。”杨老说,那会儿他正在营房里整理飞机档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诧,就在这个时候收音机中又传出了广播,“真的投降了,真的投降了!”
兴奋至极的杨岑峰和战友开着吉普车冲出部队驻地,绕着昆明城转,朝天狠命打机关枪庆祝,战士们扯着嗓子狠命地喊“狂欢吧,鬼子投降了!”
“我高兴极了!”杨岑峰说,当天做的最“英明”的一件事就是招呼战友们去街上买鞭炮:“买鞭炮的人很多,开始老板还收钱,后来干脆不要钱了,让我们‘拿去放’!”说起这些,老人的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仿佛还在感受着当时那种狂喜的心情,“一辈子最高兴的就是那回,后来娶媳妇、生孩子都赶不上。”
那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加入了狂欢的队伍,杨岑峰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上好葡萄酒,使劲地摇着,然后开启开来,招待大家共同享用,“后来就不好好喝了,大家互相泼着,太兴奋了,不知道怎么表达!”
昆明城内,几乎每家商店的老板都折腾出了所有的家底,“什么好吃的都往外拿,满大街派送。”那一夜,整个昆明城都沸腾了,几乎所有市民都是彻夜不归,尽情狂欢。
抗战胜利后,杨岑峰退伍回到老家,后来又随哥嫂来到天津,1951年起在天津8中当语文教师,后调入天津包装技术协会工作直至退休。
现在杨老每月领取3000多元退休工资,再加上政府为抗战黄埔老兵发放的400元补助,对于现在的生活,老人挺满意:“我身体很好,走路‘健步如飞’,而且五个孩子对我都不错,三年前我还抱上了重孙子。健康快乐最重要。”
杨老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太极拳、交谊舞、书法、电子琴、笛子、唱歌……“我希望两岸交流更紧密更顺畅,一家人早日团圆。”杨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