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抗日军民利用五大道位于英租界的地域优势，秘密开展抗日活动。他们或设立据点，或密谋锄奸，或潜伏在附近里巷伺机举事。抗战胜利后，约二百名抗日烈士相继入祀天津市忠烈祠，与五大道关系密切者不在少数，以下试举三例。 1946年《天津市忠烈祠第一次入祠忠烈简明事迹录》《孙宝庄烈士事迹表》及周璞《抗日游击队政委孙宝庄》等载：孙宝庄，辽宁黑山人，1937年携妻吕静(即吕惠芳)潜津，住英租界延寿里26号(今南京路与成都道交口南侧)，任中统局华北天津区调查员，“奉命自制炸弹，破坏日本天津特三区清水部队仓库”及车站、工厂和军用列车等侵华日军在津重要设施，“予敌之实力以极大之消耗”。其于1940年7月17日“被天津日本领事馆特高科逮捕，受尽酷刑”，11月26日经“北平日本军法会审”，“被害于北平南苑，时年三十六岁”。1992年版《黑山县志》等载，孙宝庄“原名孙圻，又名快农……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后“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国际”。孙宝庄的真实身份为中共地下党员，受党组织秘派，渗透至中统内部，承担地下抗敌特殊使命。

　　赵景龙，字在田，黑龙江巴彦人。“抗战军兴，奉命组织东北党务办事处，坐镇津市，指挥东北党务。东北党务得以进展顺利者，烈士之功也。”1939年“不幸在津被敌逮捕，几经利诱，劝其出任要职，均遭严词拒绝。敌以其利用无望，遂处极刑”。2005年版《东北沦陷区的国民党》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指导和联络东北地区的党务活动，在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园设立东北党务办事处，对外又称东北协会驻天津办事处”，其址位于“英租界振兴里42号”。抗日人员来津接头时，还常到“英租界黄家花园新记电料行，与东北协会驻天津负责人赵在田见面”。该电料行即“新记铜铁电料行”，时位于“英租界56号路(今西安道)庆华里南面”。栗直《赵委员景龙事略》披露：1939年12月19日晨5时，赵景龙“被日本宪兵队偕同天津英租界巡捕，弋获于马场道安乐村三号、迁居未及一月之新寓，搜出密件一束、手枪三支”。安乐村即安乐邨，原称新武官胡同。赵景龙被捕后，“日本宪兵队立即要求英国领事馆借讯，累经酷刑严审。赵景龙虽遍体鳞伤，昏厥再三，终坚不吐实”。其被侵华日军引渡后，东北党务办事处秘密营救未果，赵景龙遂于1940年2月24日“殉难于吉林日本宪兵队本部”，时年43岁。

　　刘建孚，河北盐山人。“津市沦陷后，君以天津市党部区分部书记职务，深入下层，组织干部，策动民众，刺探情报，破坏敌人物资，不遗余力。”其被侵华日军海光寺宪兵队抓捕后，“敌伪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君毫不为动，欣然成仁”，时年33岁。《刘建孚烈士事迹表》载其生前及遗属住址为“十区镇南道98号”。镇南道原称香港道，即今睦南道。

　　在刀尖上行走，在生死线上穿梭。活跃在天津五大道一带的殉难忠烈，谱写过一段段悲壮的沦陷区抗日尖兵传奇。

　　五大道的故事征文

　　和平区政府今晚报社主办

　　和平区五大道管委会协办

　　投稿邮箱wudadaogush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