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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铁路价格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名单中，外来务工人员代表最为引人注目。作为每年春运期间乘火车的主要社会群体，“民工”群体对铁路票价的变动最为敏感，因而他们的意见也最受关注。听证会在即，民工代表在想什么？新华社记者今天分别采访了三位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听他们畅谈心声。
“我的意见是应该降价”
吴树林：男，３２岁，老家在安徽金寨，现在随安徽金寨建筑安装总公司来北京务工，具体负责工程装修。
“我早就知道铁路涨价要听证这个消息了，去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公司报名要求参加听证。２９日，总公司通知我已成为听证代表。
我来北京已有１５年了，月收入从几十元到现在的１２００元。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家。你看我长得白白胖胖，西服笔挺，不像有些人想象的又黑又瘦又脏的外来工吧。能到今天这一步，是凭着１５年的苦干一步步过来的。我们公司的普通民工一般月收入在７００元左右，我是代表他们来的。
我们外来工收入低，家眷大多又在农村，每年春节要回家，铁路车票涨价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同事跟我讲，现在的铁路票价都难以接受，更别说涨价了。春节时票难买，票贩子多，假票多，很多人买了假票、高价票。辛辛苦苦一年，本来挣不了几个钱，最后还要贡献给铁道部和票贩子。
客票涨价方案，我在１月１日就拿到了。说句心里话，对方案有理解的，也有不理解的。平时对铁路了解不多，有些专业知识还弄不明白。为什么涨价，我不清楚，我的意见是应该降价。开会那天我要发言，反映一下购票难和票价上涨民工接受不了这些意见。现在压力挺大，一是要代表那么多人说话，二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担心在会上紧张说不利索。”
“我有一肚子话说”
肖小松：男，２３岁，老家在湖北，现在广东佛山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日光灯分厂打工。
“我算是这次听证会代表中的小字辈，但参加价格听证会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之前，我曾经参加过广东省关于价格调整的听证会，在那个会上我就什么也不怕，就说心里话。这次听证会还没有开，很多代表说他们的具体意见要到听证会上才说，可我是会上会下都说，我有一肚子话要说。
我在佛山打工３年，现在当了一个车间的小头儿，月收入１０００多元。车间里５００多名工人，８成以上是民工，大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安徽和苏北地区，每人月收入也不过七八百元。春节回一趟家，光路上就要花掉近一个月的工钱。
铁路客票的价格，铁道部门计算了成本，还经过审计，因此要涨。可是民工每年都得回家过年。春运期间１００元的车票，至少要花２００元才能买到。年年喊打票贩子，可票贩子就是那么神通广大。还有就是治安问题。说句难听的话，每到春运，火车站都快成贼窝了。上了车也好不到那里去。人满为患，乘警找不见，你可以想象，每一次回家，对很多民工来说，哪有回家过年的感觉，像是逃难。”
“我从调查中得出两个结论”
赵宝：男，３０岁。安徽定远县人，１９９４年到广州打工。现在华凌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任公司制造部科长。
“你来得正好，再晚一分钟，我就去了西客站，我想和这里的民工们聊聊，看看北京与广州两地对票价上涨的看法有没有差异。我已经去了世纪坛、天安门广场和一些商业街，与外来务工者、“老北京”、下岗工人等聊天，听取他们对这次票价调整的意见。我的感觉是，北京这边儿对票价上涨的反应好象比较强烈。
我１９９４年到广州打工，从一线工人开始，由技术工到车间主任，现在是公司制造部的小头儿。我每年过年坐长途火车回家看父母，在外务工七八年了，对铁路、火车比较熟悉，对铁路也比较有感情。今年１月２号，我收到有关资料，３号我设计了一些问卷，在广州当地做了调查。
听证会还没有开始，但我从调查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两地百姓对票价调整的意见不一样。在广州，对票价上浮，６０％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接受。而在北京，被调查者对此支持的还不到一半。可能是两地收入差异的缘故；二是老百姓有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希望铁路的服务质量、公共环境有一个更好的提高，包括安全、卫生、秩序、供水、饮食、食品等。我对听证会的确有很多话要说。
我接触的老百姓对这次听证会寄予很大希望，希望铁路方面能加强方方面面的管理，真正做到人民铁路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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