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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近日正式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教育、税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诸多方面的人为设置，抬高了中下层子女向上流动的门槛。(8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
在开放社会中，人们能够在不同阶层中垂直流动，任何一个阶层中的成员，都不是天定的要在父辈的阶层中继承父辈的身份终其一生，然后把这种身份世世代代地遗传给子孙后代。这种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公平效率的保证。但是，我们目前社会流动中的不公平障碍还十分严重，教育、税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政策、人事制度便是人所共知的障碍性因素。而笔者认为，在这一系列的因素中，教育不公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的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要让人们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公平正义，最根本的是要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相对而言，经过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正在不断走向公平公正。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恶化。这种恶化的结果，就是同样恶化了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趋势。
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本就远远不足，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从未达到国家法定要求。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这是发展中国家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其后的十几年里，4%的目标从来没有达到过，甚至在提出要求后的几年里不升反降，一度跌到了1996年的2.44%，到2003年才占到3.41%，这个数字仍然低于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比例。(8月10日《京华时报》)
就是这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很小的教育投入，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不到40%；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8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
当前的教育发展趋势中，“教育精英化”对于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的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马太效应已经十分严重。一方面，城市拥有国家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投入雄厚资金，兴办的重点学校具备师资和教学设备诸多优势；另一方面，落后地区尤其农村地区教育经费由县级财政筹集，连起码的教师工资都不能保证，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因此，要让社会各个阶层成员能够公平合理地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极其重要。国家应该保证全社会义务教育必需的资源，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应该将教育资金公平地投放于全社会的每个地区。在目前公共教育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势下，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只能是雪中送炭的普及教育而不是锦上添花的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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