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时报》
《新天津报》
1937年 7月 9日天津《益世报》报道了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消息，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
1937年 7月 30日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刚进天津，便对各种报刊严加控制。一方面威逼利诱少数没有骨气的报刊决策人，按照日本人的指令从舆论上美化入侵者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对众多抗拒与日本人合作的爱国报人疯狂迫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制造了多起令人发指的血腥事件。《新天津报》的社长刘髯公，就是因为敢于利用报纸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愤怒痛斥汉奸卖国，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典型人物之一。
旗帜鲜明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具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正义的刘髯公，在《新天津报》上著文，谴责东北军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更加深恶痛绝。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他领导的《新天津报》上加以引用。他在报上著文，大加褒扬马占山、冯占海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声援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淞沪前线十九路军和宋哲元指挥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刘髯公表现出与入侵敌寇拼到底的决心。
刘髯公旗帜鲜明地抗日宣传，赢得了爱国人士的敬重与信任，却也惹恼了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卖国贼们。应刘髯公聘请担任《新天津报》编辑部主任的报界精英朱晓芙，与刘髯公的抗日思想步调一致，积极在报上编发抗日新闻。 1936年秋，朱晓芙被日本特务暗杀在寓所里。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暗算，刘髯公毫不动摇，更不退缩，而且更主动、更勇敢地向日本侵略者、向凶狠的邪恶势力出击，他要为捍卫真理和正义战斗到底。
痛斥日寇阴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伪政府。 7月 27日，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率部在通县起义，一举全歼集中在通县的冀东日寇，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刘髯公得悉后，为了宣传抗日以鼓舞沦陷区人民群众，及时刊印了《新天津报》号外，向市民大量散发。渐后几天，华北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刘髯公为避免日寇的迫害，决定《新天津报》暂时停刊。他在天津沦陷的前夕，在报纸上刊出文词悲壮慷慨的社论，向广大读者暂时告别。
日寇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立即命令所有报刊和通讯社重新登记，派日本特务竹内以顾问的名义，督促伪市公署新闻管理所对各报进行审查，逼迫各报馆采用日本同盟社的电稿，不准刊登有关中国人民抗战的消息和言论。凡不服从日寇命令的报人，轻者查封报馆，重者进行人身迫害。天津《益世报》的经理朱宝堂，就是因为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采用同盟社的电稿，而与秘书师潜叔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后被枪杀。在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高压下，除少数几家报纸因附逆日寇获准出版外，其余大小报馆纷纷停刊，大批的报人或流亡后方或改就他业，天津的报业遭受了空前的沉重打击。
因为刘髯公在天津报界享有一定的威望，他还兼任天津回民领袖，日本特务机关便在他身上打起了如意算盘。他们派出已投降日本人的王小言到刘髯公跟前说项。这个王小言，原是天津东亚医院的日文翻译，回民，曾经是刘髯公的朋友。 7月 29日，他当面向刘髯公转达了日本当局安排刘出任社会局局长的决定，还通知他出席汉奸组织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议。刘髯公听完后雷霆大发，没容王小言把话说完，就将他骂了出去。不想第二天、第三天，王小言又连续两次开着车要接刘髯公去出席维持会的筹备会。刘髯公将王小言拒之门外不与他会见，声言不准他再来登门。
日本特务机关听了王小言的汇报，知道刘髯公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绞尽脑汁要把他制服。日本特务收买报业中的民族败类，为刘髯公罗织了几条罪状。其一，他多年来一贯宣传抗日，不与日本友好。其二，他拒绝出任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伪职，不与日本人合作等等。日本特务机关据此指使宪兵队对刘髯公实行抓捕。
惨死在日寇的酷刑下 自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刘髯公一直在意租界大马路 (今河北区建国道 )的住宅兼报馆里深居简出，他并不知道日寇已经做好对他下手的准备。
9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因为日军在近郊焚烧抢掠，造成大批农民到市里逃难，约有千余名饥寒交迫的难民露宿在特别二区的东天仙戏院一带 (今民主剧场附近 )。刘髯公亲自前去查看。时已初秋，他见到妇女儿童啼饥号寒，其情其状惨不忍睹，当即决定用汽车把部分难民安置到报社暂住，以解燃眉之急。但租界地有禁止难民入境规定，未能实现。刘髯公吩咐其子刘承年与报社记者姚一达一起，找天津商会想想办法。当时市面混乱，商会已无人负责。刘髯公再派其子向仪品房产公司求助，请他们拨几间空房给难民中的孤老妇幼们暂住。同时，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大中银行经理常铸久、地方士绅雍剑秋，商讨为难民筹募粮款事宜，他们全都答应全力支援。常铸久约刘髯公到法租界具体面议。
刘髯公乘坐汽车向法租界进发，途径万国桥 (今解放桥 )时，被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拦截，然后把他押送到宪兵队。刘髯公一身正气，面对日本宪兵无理刑讯破口大骂。日本宪兵露出狰狞面目，挥舞木棒、皮鞭劈头盖脸地朝刘髯公打去，他的左腿胫骨当即被打断。一连几天，日本宪兵按照事先罗织的罪名，逼迫刘髯公承认，刘髯公据理辩解，日寇不容分说，对他施以皮鞭抽、棍子打、轧杠子、上电刑等酷刑折磨，甚至把已经断了腿的他投入水牢浸泡。多次堂讯酷刑用尽，也没审出任何结果。于是，日寇恶魔又变换一副嘴脸，他们假惺惺地劝导刘髯公与日本人亲善，与日本人合作。刘髯公面对日本强盗唱起了京戏，他把《击鼓骂曹》里的唱腔，改成他编的新词，狂歌痛骂。日本宪兵以为他被折磨成了疯癫，遂不再过堂，把他关进临时的牢房里。据当年曾与刘髯公关押在同一囚室的难友卞慧新回忆，那天他在囚室里见到刘髯公时，他蜷曲着身躯，侧卧于榻榻米上，裤腿的血污粘附在伤腿上，稍动就会牵动皮肉，痛苦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卞慧新还谈道：“犹记羁中刘君哼嘱要写《华北沦陷之惨痛》，记述日军侵略暴行，以教育后人。”
刘髯公被日本宪兵队关押的消息传出后，天津各界知名人士到宪兵队联名具保，要求放刘回家治伤。日本宪兵队以《新天津报》附逆出版为条件，要挟刘髯公的家属。刘的家属救人心切，只好答应了日寇的无理要求。 1937年 10月 26日，刘髯公被释放出来。其时，被酷刑伤及内脏的他，呼吸困难，早已不能进食。被人抬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病榻上，再三叮嘱家人们，决不能屈服日本人，一定不要按照日本人的条件恢复出报。
刘髯公回家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未出一个月便撒手人寰，时年只有 4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