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手迹）关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建议书
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战场———经济战场。抗战期间，天津有许多工商业人士投入到这个战场，一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与侵略者的周旋中，尽力保护爱国人士、维护企业的生存。今天看来，他们的抗争有胜也有败；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我们不应遗忘的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战前，创建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宋则久先生，就在《兵战与商战》一文中发出警世之语：“战是打仗，兵战是用枪炮打，商战是用工艺打……实在是拿知识、技能当作战具，是无形的战。……从前中国被日本打败了，赔款四万万两，妇孺亦知其多。而今土货被洋货打败了，每年漏卮按一万万两计算，通商 70年的工夫，已经赔了 70万万两，还不知何日赔完。……商战打败了，赔款用的是基本，因为实业全无，无处生利，越过越穷。兵战打败了，是一时的忍耐，……商战打败了是永远的穷困，将来必成奴隶。”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那时候的工商业人士冒死投入这个战场，不仅仅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更是出于“实业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样的仁人志士有很多，我们今天只能稍尽薄力搜寻史料，向读者介绍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的抗争故事。
宋则久
宋则久与抗战前后的天津国货售品所 宋则久（ 1867- 1956），又名寿恒，天津人，民族资本家。 1867年出生于一个钱庄小商人家庭。
辛亥革命以后，宋则久深深地感到救我国之贫弱，只有振兴实业之路，别无它路可走，而打开产品销路又是民族工业发展的根本道路。于是宋则久在 1912年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任会长； 1913年独自接办了工业售品所，自任经理，又创办救国储金会吸收资金。 1919年“五四”运动中，宋则久与马千里一起联络各界组成了“抵制日货委员会”。 1931年宋则久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监察人、董事长。
1931年，华北局势紧张，天津的商业中心逐渐向租界转移。售品所为了保护资产和接近顾客，在法租界 25号路设立天津零售分所。同年在北京前门外设立北京批发分所。 1933年，在济南普利门大街设济南批发分所，同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设北京零售分所， 1934年设太原批发兼零售分所。这是宋则久应变措施的第一步。到 1935年，华北政局进一步恶化，天津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中。宋则久决定把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总所结束，以资产、货物分别在济南设零售分所和西安零售兼批发分所， 1936年，将原在城里龙亭的批发部移往法租界（现哈尔滨道），改称天津批发分所。至此，宋则久分散资产，设立七个分所的应变计划全部完成。
日寇占领天津后，由于宋则久及售品所过去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行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日本人对其极为仇视。还在“七七”事变以前， 1935年日租界内祥记、天利两个百货商店，曾出售“抗日牌”汗衫（上有妇女海浴用伞遮日光图案），被日本人看见，追问来源，据称是从售品所批发部购进，即诬售品所寓意抗日，竟派出日本红帽（宪兵）协同翻译，会同中国警察越出日租界到城内龙亭街售品所批发部将该所之批发部主任及会计赵萼楼、李俊杰二人捕去，严刑逼供，令承认“受中国政府津贴作反日工作”。日本占领天津以后，日本浪人、特务更借口检查寻衅，要挟恫吓，敲诈勒索。同时，售品所还不时接到匿名信，警告不得使用“国货”二字。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终于在 1939年被迫将“国”字换以“百”字，改称天津百货售品所。这是售品所第二次改变名称。
名称的改变，也摆脱不了厄运。 1941年，北平分所被日方诬以散布流言罪，捕去职工 9人，备受酷刑，最后贿款了结。 1943年，因沦陷区与大后方不通汇兑，天津友人子女在内地上学，将学费交售品所天津分所，由西安分所支付；天津有在西安经商的人给家中的生活费交西安分所，而由天津分所支付家人。此事竟被日本宪兵队诬以“逃避资金、接济共匪”的罪名，将总管理处经理王乃春等人捕去，关押 33天，最后贿赂 3万元了事。
战火蔓延到广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消费品需求相应增加，售品所零售业务一度有所松动。售品所的股票行情渐涨，股市交易旺盛。但不久又因日寇搜刮战略物资，物价飞涨，民族工业纷纷破产、倒闭，售品所货源枯竭，实力消耗殆尽。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津、京、济各零售分所立即停售洋货。 1946年 5月，召开股东临时特会，修订公司章程，将“天津百货售品所”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选举宋则久为董事长。
李烛尘
李烛尘战后从日本索还唯一一套设备
当年以“红三角”闻名的永利碱厂外景 李烛尘（ 1882-1968），我国著名的实业家、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
“七·七”事变前，华北的局势已很紧张，李烛尘和范旭东商议，准备将“永、久、黄”内迁，重要的图纸送到天津，并让李烛尘作内迁的总负责人。塘沽沦陷后，李烛尘坐镇天津法租界久大总管理处，指挥塘沽等地的 300多名技术人员、几千名工人和几万吨设备，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内迁到四川；但这时的李烛尘却被困在了天津。日本人先是企图用“合作”形式吞并永利和久大，被李烛尘以“公司章程规定，不接受外国股份”为由，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人又拿出“投资合同”，让李烛尘签字，李烛尘怒斥说：“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主人签字的道理！？”最后日本竟派兵将工厂占领，李烛尘正气凛然，大声呵道：“今天你们这样强夺我们的公司，今后我们一定要收回来，也一定能收回来！”
抗战胜利后，范旭东不幸去世，李烛尘只身担负起了塘沽、南京、青岛等地的复厂工作，他与永利制碱厂的总工程师、国际著名制碱专家侯德榜一起，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派人去日本索还被拆运到日本的全套硝酸生产设备。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对这一正义要求置之不理。李烛尘面见蒋介石，质问道：“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强运走的设备为什么不能索回？”侯德榜同时在《大公报》上著文呼吁，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准予办理。侯德榜为此专程去日本交涉，声称：“即使是废铜烂铁也要运回！”最后盟国占领军司令部不得不命令日本将设备归还。这是战后中国从日本索还的唯一的一套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