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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孙淑兰，女， 67岁，天津师范大学退休会计
我出生于 1938年正月，到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已经 7岁半，上小学二年级。童年时期的许多事，至今记忆犹新。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日本投降前那几年最苦最难的日子。
当时的粮食及日用品配给票（1942年）
水灾后的南门外大街（1939年）
百姓被迫献纳的废铜铁搬运堆积场（ 1943年 2月）
写着号码的黑棉袄
我家原住在老城厢西侧的铃铛阁大街，是一个大家庭，祖父祖母、父母、叔婶以及我们一群孩子，共住一套完整的四合院。房产主要是祖父与人合伙做生意挣下的家业，但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兵荒马乱的，生意已经没法做了，就靠我父亲在邮电局里工作养活一大家人。我们的家境在战前应该算是比较殷实的了，到了日本投降前尚且过着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更可想而知城市底层的老百姓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凄惨景象。
我出生的时候，日本人占领天津不到一年，不知是由于母亲受了惊吓还是别的原因，我从生下来就特别瘦小，几岁大的时候还闹过一阵脱肛的毛病。我记得，爷爷每每看到我犯病的样子，经常是叹口气说：“唉，这孩子，赶上这年月，难成人啊……”我当时还不懂“难成人”是什么意思，但小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在孩子的心目中，吃饭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让我刻骨铭心的许多事情都与粮食有关。
我们大家在许多电影里都看到过，日本鬼子下乡抢粮食，抢不到，就杀人、放火，那会儿他们是真急眼了啊。城市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哪家有鸡、有狗的，好几年前就被“皇军”给“征用”了，其实就是让他们给吃了。家家没有隔夜粮，孩子大人都饿着，就盼着粮店开张卖那种“配给”的粮食。当时日本人操纵的汉奸政府规定：所有的小麦、稻谷、玉米，一律都要封存起来，作为“军用”，中国人一律不许吃，要是发现谁家吃大米、白面，统统按照“通敌”处理。中国人只能吃统配给各粮店的那种“共和面”，可是说心里话，那哪叫粮食啊？！据说是用八种以上的杂粮混合以后磨成的，小麦等细粮肯定没有，喂牲口的黑豆之类的东西肯定有，就这，里边还得混进很多土渣、石头子之类，压分量。我记得老人们管那叫“趴豆面”、“狗豆面”。再有，就是一些粮食加工残渣性质的东西，比如酒糟啊、豆饼啊什么的。酒糟不用说了，豆饼就谴蠖拐ビ鸵院笫Ｏ碌牟性菖┐宓睦舷缢担舛饕话闶俏股诘模媚瓿梢灿杏美吹狈柿系摹；ㄉビ褪Ｏ碌模泄时晕⑷菀紫卵室坏恪Ｈ绻幸坏阌衩酌娉裕羌蛑本褪强蠡缌恕?#60;BR>
即便是这么难吃的东西，也不是总能吃到。我有一次跟着大人去粮店买粮食，就亲眼看到，营业员把撒落在地上的面渣子，连同地上的尘土一起，扫一扫，往粮食斗里一倒，又接着卖了，人们也照买不误。那时候人们大概都不懂得什么叫“牙碜”了。当时人们买粮食，都是深夜就起来，到粮店门口去排队，一个人盯不下来，就一家人轮流排队。为了防止出现排队纠纷，人们就自发组织起来，用大白粉在每个人的棉袄上写个号码，如果家人来替换，必须把那件写着号码的棉袄换下来给新来的人穿上，这才算数的。我记得很清楚，爷爷、爸爸、叔叔、哥哥们，都穿过这种写着号码的黑棉袄，在粮店门口一冻就是半宿。
为了给弟弟熬一碗米粥，舅舅差一点被日本兵捅死
1942年，我弟弟出生了。那个年头出生的小孩，体质之弱，可以想象，生下之后，大病小病就没断过。 1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烧得抽风，家里没吃的，就是有，也只是那种“趴豆面”、“狗豆面”，给病孩子吃下去，还能有个好吗？妈妈把这个难处告诉了家在城外的舅舅，舅舅还真有办法，不知从哪里弄到了半斤大米，可是，如何把这半斤大米带进来，成了大问题。
前边说过，中国人一律不准吃大米白面，发现谁家有这东西，以“通敌”论处，也就是抓进所谓“红衙门”里。凡是进了“红衙门”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家里有钱有门路的，花钱打点，可以把尸首赎回来，没钱没门路的，连死尸也找不回来，八成就喂了狼狗了，那年头鬼子饿，鬼子的狗也饿。要是在卡子口发现谁带着米面细粮，就更简单了，当场拿刺刀挑死！
那一次，我们家可是受了一场大惊吓。舅舅是中午时分到我们家的，到了家，腿一软，扑通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过了好半天，才哆嗦着把棉袍大襟解开，又解下里边扎的布腰带，那条腰带看上去跟普通的腰带也没有大区别，其实是个极细的小口袋，里边装着那救命的半斤米，倒出来也就一把，那是舅母头天夜里赶制出来的。舅舅回过神来，慢慢讲述说：“过卡子口的时候，可把我给吓坏了。平时都是几个伪军站岗，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多了两个鬼子，鬼子背着枪像根木桩似的站着，两个伪军检查过往行人。结果，前边有一个乡下人，大概是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挎着个篮子，里边有半篮玉米豆，给翻出来了，好家伙，这还了得，那原本像木桩一样站着的鬼子，像踩上电门一样，上来一枪托就把他砸翻在地上，刺刀就离他的鼻子不到一寸远，吓得那个乡下人连动弹都不会动弹了，就那么傻愣着。后来是伪军把他抓进岗楼去了，也不知道死活。他那只不过是玉米啊，要是大米，肯定当场刺刀挑死啊，吓得我汗都下来了。可是一想，现在扭头回去，准得让人抓住，还不如干脆心一横，听天由命吧。幸亏伪军搜得不细，这才混过来。”
因为被迫给鬼子捐铜捐铁，差点把我家的铁门拆走
除了吃饭，印象最深的还有捐铜捐铁事件。那时候肯定是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撑不住劲了，没有足够的铜铁来制造枪炮弹药，就在老百姓身上动脑筋。当时要求每人每月交一斤铜或者二斤铁。我家的后院门当时是一扇铁门，估计有二百多斤重，汉奸保长看见了，就打起了这铁门的主意。
那时候的天津卫，乱极了，尤其是城西头那一带，日本兵、伪军、特务、混混儿“杂霸地”，到处都是。那些地痞流氓混混儿，三天两头在我们这种战前日子还过得不错的老实人家门口转悠，有的时候还半夜三更上房，敲房顶，有时候隔着墙头扔进包着石头的纸条，上边写着“借粮”之类的要求，能把人吓死。所以，我们一家人都明白，要是没有后边这扇铁门，或者只是个木头门，肯定挡不住那帮地痞流氓，三天就能给你踹开，天天没事就上你这儿“借粮”。
汉奸保长天天来催要铜铁，还几次跟我爷爷说，把你们家铁门换成木头门，不就半年不用交了吗？多省事？我爷爷当然不能听他的。直到有一天，汉奸保长带着几个伪警察上门来了，还带着警棍，推着小车，看样子不拿点什么他们是不会走的。最后被他们逼得没办法，只好把家里几个铜洗脸盆让他们拿走了。没有铜洗脸盆我们就用木盆，可是没有做饭的铁锅就吃不成饭。到后来，家里的铜器铁器让他们抢得差不多了，就剩下铁锅和那扇铁门了。我听我爷爷说：“宁可把铁锅砸了，也不捐那铁门！”我后来才明白，爷爷就是不愿意把那么多铁送给鬼子去打我们中国人。
我 6岁上了当时省立中学的附小，当时三年级以上都要学日语，实行的都是殖民教育，还听说将来都不许说中国话了。我们都不愿意学日语，盼着日本人早点完蛋。结果，还没等到我们学日语，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一晃六十年过去了，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些，日本人也不应该忘记。听说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不了解，有的还不承认侵略的错误，这不行，中国人有义务让他们知道。
津门抗战纪事
天津特别市第七区河东地道外、新市场等处因铁路局扩充路基，拆除民房，人民无处栖身、民不聊生之惨状（ 1940年）
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厂联合会献纳的战斗机照片（ 1944年）
日本“北支派遣军”机关报———《庸报》
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实施其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为彻底摧垮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措施。日军扶植出版了由汉奸主办的几家报刊。长期为日寇侵华大造舆论的《庸报》，还“荣升”为日本“北支派遣军”的机关报，大肆鼓吹日本帝国主义的“圣战”和“共存共荣”的无耻论调。
1935年由茂川特务系统的台湾籍特务李志堂主持，收买了天津的《庸报》。当时《庸报》社长董显光、总经理蒋光堂将报馆全部资产以 50000元的代价卖与日本人。日本特务机关就利用《庸报》进行反共、亲日的反动宣传。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占华北的部署迅速完成，为配合军事侵略，日本军部决定由《庸报》承担“圣战”宣传任务，为此特派大矢信彦接办《庸报》，使之成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
1944年，日本为集中力量支撑战局，将华北各大城市报纸统一交由中国人代办。于北平成立《华北新报》总社（由《新民报》改组），汉奸管翼贤兼任总社社长。各城市成立《华北新报》地方分社，天津则将《庸报》改组为《天津华北新报》，成为由汉奸出面代替日军掌管宣传工具的局面，直至日本投降为止。
“献铜、献铁、献金”运动
日军大搞“献铜、献铁、献金”运动。当时伪政府明令：上自军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是幼稚园的孩子们都要参加此项活动。规定：所有公署及所属各机关公务员，凡薪给在 519元以上者一律按原薪额三成为一次“献金”；各公私学校，所有校长及教职员按薪俸的 1％献纳，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纳 1元，中等学生每人献纳 5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学童每人献纳 1角；凡本市居民均应献纳，以一人 1元为最低额。汉奸们狗仗人势，把老百姓家里的铜锁、铜盆、铜锅都搜刮一空，献给日军做子弹、炮弹。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七师团占领期间，共搜刮铜 60多万公斤，铁 41万多公斤，锡纸 1.5万多张。此外，还掠走铁质水井盖 3083个。总计金额达 392.6万元。
食品配给制度
为确保军粮供应，日本侵略者对天津人民所需食品实行配给制度，将大米、白面充作军用，以杂合面配售给居民，还不能完全供应。一些人长期吃这种粮食，造成消化系统疾病，大便拉不出来，腹痛得在地上打滚。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其悲惨景象随处可见。 1942年夏秋之交，粮食更加紧张，温世珍伙同其他汉奸，把多年存放在粮库的已霉烂腐坏的小麦、杂粮及军马都不食用的饲料，共约数万吨，磨成混合面，配售给市民食用。奸商还要掺入沙土，其味既酸且苦，难于下咽，吃后中毒致死者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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