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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
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
50岁的王鲁湘个子高高，体态匀称，染黑的头发喷了摩丝很有型地或伏或立，深蓝的格子衬衫搭配米色长裤，再戴一块时尚的大表，望上去也就40出头。
他约记者在他家附近一个环境不错的咖啡馆见面，饮品也点得地道娴熟。
优雅从容的面纱是他自己忽然一把扯下来的，他眨巴着眼睛，说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电视镜头前“5年表演”的成果。上电视之前，他是一个总懒得去理发、穿老头衫、不认得任何服饰品牌的人。
谈话再熟稔一些，裤腿已经被他搓啊扯啊，拉到了膝盖。汤力水也不再往玻璃杯里倒了，直接拿起罐子咕咚咕咚。笑起来肆无忌惮，说话声音压倒了背景音乐。
“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自己，完全不能接受，连声音都不能接受！这哪是王鲁湘啊？怎么声音这么高亢啊？自己感觉自己还是挺深沉的。一副急急忙忙、急于表现的模样，有的时候还磕巴半天磕巴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吧！自己平时说话不是挺流畅的嘛。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来北京二十多年了，普通话说得还可以的，怎么这电视上一听就分明是个湖南人啊！”
掩藏不住的湖南口音和急促犀利的表达如今已经成了他的招牌，凤凰卫视5年的打磨，为这位研究美学的学者赢得了“中国最抢眼知道分子”的名号，成为电视文化名人中的扛鼎者。
知道分子是个什么意思？
受封“中国第一知道分子”的时候，王鲁湘甚感愕然。“这是个什么词儿，我开始都不知道。”
他说自己是一个“善良、软弱、基本上不会说不的”，并且“十分善解人意的”这么一个人，虽然并不知道“知道分子”是个什么词儿，还是直觉人家是好意，“既然是好意给你的封号，那就接受吧”。
就这样声名远播。江湖传言：“没有王鲁湘不知道的”，“没有问得倒王鲁湘的”。这样的话让他冒冷汗，“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啊！其实我是一个知识结构极其片面偏狭的人，到现在我都不会上电脑，关于电脑的知识我是零。理工科的知识我是完全空白的。即便是文史哲这些，也有我不了解的。只能说人家问的东西恰好我知道。”
介入电视是迫于生计，走上前台则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和妻子都没了工作，带5岁的孩子到处打游击，活得很艰难。走过那样的日子，知识分子的优越和骄傲早就被扔到一边去了。
“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一家人的生活，要给家人生活的尊严。”总有人以俯视、审视的姿态追问他，追问一个知识分子当如何自处，他甩出这句话，眼睛里冒出股狠气。
“凤凰是我领薪水的地方，如果纯粹用一个人现在做什么来界定身份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电视人！我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多数时候自称一个文化人。”
这个文化人从幕后策划到出镜当嘉宾再到坐镇主持，镜头前的戏份越来越重，人们说起他的时候，离不开《纵横中国》、《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这一个又一个电视节目。很多人上网搜索才知道，原来早些年，他是颇有名望的美学研究学者，出版过《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征》、《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气宇轩昂——李可染的艺术世界》、《中国古代文化遗迹》、《黄河百姓》和《中国乡土建筑》等等专著。
“知道分子”也并不那么容易做，《纵横中国》做了4年，那期间他走遍了36省市自治区，“各地专家学者见了不下300人，每次回北京最长只能待6天。”
栏目特色是宏大叙事。“到哪里都要从开天辟地谈起，镜头前面总要装作好像在那生活了五辈子的样子。”时间和心力都倾注其中。
有人替他惋惜、着急，“王老师，这几年你怎么写东西那么少啊！”他笑得有点虚，“能量守恒，说多了自然就写得少了！”内心里，是“学术浪漫”在作祟，“我可以为了生计做电视，但是绝对不能为了生计写东西，那样太累了。做电视要讨大众的欢心，要收视率，如果做研究也这样，就累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存在如鼻涕
一谈到存在，人就要思考，王鲁湘笑得比上帝响。
他说迄今为止，萨特的比喻是最恶心又是最贴切的，“人的存在是一种类似于鼻涕的状态。没有气体的轻盈，没有液体的通透，也没有固体的坚固稳定，就是鼻涕样的，有点混沌、有点脏，悬而未决，充满不确定感。”
王鲁湘的选择则是拒绝将人生定格，“我不喜欢被定在某一个位置。你说我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我觉得是小看了我；你若说我坚守纯粹知识分子的操守，那又高估了我。”
对于知识分子走进电视之后，主体性及独立性的消解，他说自己首先要完成的是“生存”这第一要务。“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平平常常的文化人，谈论一些自己有能力谈、乐于谈的东西，并且有些话题还可以引起一些人的关注和共同兴趣。”
他坚称文化人不该挨饿，“知识分子挨饿，这个社会会充满戾气，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你说它健康吗？文化人至少要有自己的尊严。如果这个时代非要把某几个天才弄得像凡高、曹雪芹那样，那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绝非个人选择，也不应该是一个常态。”
在传播学者发起对“媒介常客”、“电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追问时，王鲁湘的态度折中务实，“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
“你如果对这些不能接受，好办，你就别搭理电视圈的人，关掉电视，甚至干脆不买电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是没有电视的。”
在他看来，危险的不是个人选择，不是几个知识分子靠着能说会道在电视上混了个脸熟。对知识界、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力和破坏力最强的，是“专业化思考”的缺失。
我特别强调专业化思考！极其理性的专业化思考。我之所以不去对现在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发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发表的言论，不是我放弃这个责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现在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应该建立在专业背景之上。这跟1980年代是不一样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化的分工，查建英刚出来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访问的都是搞文化的、搞艺术的，这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大文科范围里的专业知识分子，比如法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知识界最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专业分工的，他们对社会问题其实是没有能力反省检讨的，他们往往以理性的姿态出现，但是表达的都是极其感性的东西，因为极其感性，所以极其愤怒，情绪化的东西比较多。
专业化程度不够，很多问题会停留在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对社会问题笼统的否定和批判；二是笼统的道德批判。
这不是这批知识分子本人的责任，是时代和历史的原因。社会变化刚刚开始，很多问题还没有归结到专业领域中去，一片混沌，专业化领域里的知识分子也还没有发言的空间。90年代的知识分子看问题时，专业化的背景和专业化的立场，就明显跟80年代不一样了，某种意义上就宣布了我们8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不必表态了。
只要让他兴奋，他就会出彩
人物周刊：对于刘心武、易中天这类电视文化名人的走红，您如何评价？
王鲁湘：刘心武本来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一个作家一生中能够在两个阅读趣味完全不同的年代里都拿出引起轰动的作品，是极其了不起的。刘心武在过去有《班主任》、《钟鼓楼》等等引人关注的作品，今天竟然又能够通过解读《红楼梦》再次引起轰动，这就是人物！应该钦佩。
再说易中天，他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大众文化写手，在说三国之前，他在网上也有一批自己的粉丝。他的的确确非常优秀啊，在电视镜头前的那份自如也是少见的啊，任何一个电视导演看到他这样的，都会如获至宝。这种人，在任何一个谈话环境里，只要让他兴奋起来，他都会出彩。
人物周刊：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称，“新闻场”以强大的符号暴力，引导公众的判断，并干扰其他专业场(如科学场、艺术场等等)的规则和判断，接近媒体的人往往从中获益。有人认为无可厚非，有人则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是必须构筑某种象牙塔，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王鲁湘：对上电视的知识分子的责难，很大程度上，我说直接点就是嫉妒。怎么偏偏就让他上电视啊，怎么偏偏就让他得名得利了啊，我比他差哪一点啊，为什么不来找我啊！没错，研究红楼、三国，肯定有比刘心武、易中天更牛的人，电视台不知道吗？肯定知道，为什么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符合电视的特性。
导演们最怕哪种知识分子？一根筋！你采访可能也碰到过这种人，一个字不能删，前后顺序一点不能动，我说多少你写多少，我说多长时间你播多长时间，一点不能通融，稍有删改就跟你没完。人家肯定怕了，躲还来不及，还敢找你？
人物周刊：介入电视对您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王鲁湘：能够与大量的人对话聊天，是记者这个职业的便利和幸运。某种程度上我是感谢我所从事的工作的，它将我从书斋里拉出来，与更多有知识、有趣味的人对话。“独学无友”是文人大忌。现在一个类似记者的身份，把我从一个孤僻的书呆子变成了一个必须要跟人谈话对话的角色。这几年，我跟多少出类拔萃的人进行过交流啊，在这方面，我可能是中国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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