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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记者：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警卫员就不止一个。警卫人员后来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记者：您对少奇有没有动摇过？
王光美：没有过。少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
记者：您们是不是经常一起被批斗？有一次斗完了以后你还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是。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逐渐演变到这个地步的，家里贴了大字报，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也给拔掉了，他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我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我见不着他，我被推出来的时候，看他在挨打，心里很痛。我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他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便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记者：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应该证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中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后面。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因为无缘无故真狠呢。
记者：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对我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炕都是一个木板床，它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它为什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
记者：您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有一天看管的那个人说他们要来看我，说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给我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记者：您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见不到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说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因为我想，少奇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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