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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工厂大门长期锁着铁链
出入车辆全被摘掉牌照
每次提起这家“魔鬼工厂”，亚飞都会本能地抖动一下，“太恐怖了，比地狱还可怕。”他告诉记者，那家工厂的规模不算小，总共五六间房子，最大的一间有两三百平方米，里面有好几十台机器，平均一个工人要看两台机器，“纸箱板从机器里下来后，我们就要给它钉钉子，每天都要钉好几百个箱子。”
工人之间不许说话，如果监工发现工人交头接耳，拉出去就是一顿暴打，几天不给饭吃。
另外几间房子每间都二十平方米左右，“里面都打着隔断，一间屋子隔成好几间，每间只能放进一张单人床。”亚飞说，每个工人都是单独住这样的宿舍，根本没有互相说话的机会。
工厂大门长期被巨大的铁链和锁头锁着，只有在老板来时或监工出门时才会打开，最多敞开不过半分钟，而且出入车辆全被摘掉牌照，想偷记下车号是不可能的事，“老板开着一辆黑色别克君威，厂子门口是一条泥土路，每次看到他那车总是沾满好多泥土。”亚飞曾在洗车店工作过，所以认得老板的车是“别克君威”。
在亚飞看来，这是一家私人工厂，因为老板和那些监工都姓杨，“他们之间都是老大、老二、老三这样的称呼。”他说，老板和监工岁数都不大，大约都是二三十岁，老板稍大一些，看样子最多也就三十五六岁。
据亚飞描述，老板身高在1.75米左右，身材非常魁梧，不黑不白，只是脸稍稍有些胖，他和监工都操河北口音，“我以前打工的地方有个工友是河北人，口音和他们差不多。”
一番毒打皮开肉绽被弃路边“的姐”相救
“太残忍了！”北辰区一家小旅馆内，还没满15周岁的项亚飞蜷缩在单人床的角落里，木然地听着大家对他全身上下伤势的议论。“我没事了，死不了了。”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惊魂未定地说，从2006年11月下旬至今，自己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活下去。
2006年6月，因贫困辍学的亚飞从安徽省长丰县老家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谋生路竟这般艰难——短短九个月中，先后换了四次工作，每次都干不长，“不是嫌我小，就是我实在干不来，干得最长的就是这个。”
亚飞所指的“这个”是一家纸箱厂，他说不清厂子的地址和厂名——当初招他进厂时，就是一辆银灰色夏利车载着他和另外两个工友，在夜幕下不停地开了两个多小时，然后一溜烟地钻进了一个不起眼的院落，再出来时就是3月6日惨遭毒打后的凌晨。
“我知道找他们要工资肯定要挨打，但不要钱我就活不了了。”3月5日，老板要将亚飞辞退，但事先讲好的每月600元工资却一分不给，亚飞希望老板能够兑现工资，哪怕给一个月的也好，但老板恼羞成怒，和另外两个青年男子从晚上11点多开始毒打亚飞，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当他被两个又高又壮的青年男子从夏利车后备厢里像拽死狗一般拽出来时，他觉得自己从大脑到身体都是木木的，已经感觉不到痛和冷——根据天津气象台的预报，当天本市最低气温为0℃，西北风五至六级。
“我觉得身体上是热的，像火烧一样。”亚飞无力地趴在地面上，三个多月地狱般的打工经历中，他已经遭受了不知多少次，只是这次被打得最厉害。“我想喊，可怎么也喊不出来。”亚飞不知道这是哪里，但感觉天就快亮了，偶尔有汽车从自己身边经过，他不断晃动着身体，用力往路灯下爬，希望能有人发现自己，“是个开出租车的阿姨看到我，打了110，”看到警车的一刹那，亚飞长舒一口气，很快就昏过去了。
“刚来时都没有人形了，脑袋肿得特别大，看不出五官，全身上下都是紫的。”旅馆老板金艳彪说起当天的情形唏嘘不已。3月6日下午1点：警方发现项亚飞后，把他安排在这家旅店里，并为他买来治伤的药品。当时他只穿着单衣和秋裤，光着脚，外面裹着的那件黑色羽绒服还是民警送给他的。
“那天来时可不是这样，别提多吓人了。”青光镇医院的李大夫从孩子的伤情推断打人者非常残忍熟练，使用胶皮管子蘸水抽人，能让人疼得死去活来，但却只会皮开肉绽，不会伤及骨骼。很多结痂是黑色的，是打人者往伤口撒盐而致。总体讲亚飞只是皮外伤，需要消炎和休养。“这两天孩子恢复得特别快，全身上下都消了肿，伤口已愈合结痂，等这些痂自然脱落，伤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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