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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7日，达州渠县的几名三六○二工程处老工人聚在一起，商量再次上访的事情。
2007年4月5日，周延华说起丈夫陈克都死后无钱安葬的情形，显得十分悲伤。
年轻时参加汉渝公路拓宽建设，在工地遭炮震而落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伴随着陈克都40年，他最终在正月十八日凌晨5时毫无征兆地死亡。由于家境贫寒、负债累累，家人四处借钱才将陈克都勉强安葬。和他一样，达州渠县昔日参工的2500名工人等待了38年的工资依然遥遥无期。
1966年，四川达州渠县2500名农民被组成一个代号三六○二的特别工程处，办好户口和粮食转移手续，参加汉渝公路罗文至官渡段的拓宽改造工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武斗”升级，他们在完成五座大桥和绝大部分路面拓宽工程后，在一年多工资尚未发放的情况下，最终在1969年11月被强制遣送回家。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返乡之后，他们“不准参军、不准入党、不准参工、不准升学”，不仅脱农转工的梦想就此中断，这2500个家庭还因为权利的部分被剥夺而迅速陷入了悲惨命运的泥潭。
过去的38年，已经有近700人陆续死去，而剩下的1830多名工人也都年过花甲，大都鬓渐霜雪。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就陆续到达州公路管理局、四川省交通厅等地申诉遭遇，要求追回工资、恢复名誉。每一次申诉，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回应，但每一次，总会有部门负责人让他们等待。他们仿佛陷进了一个中国式的无物之阵，很多人的晚年时光都消耗于此。他们一次次地变卖粮食，凑钱申诉，整整38年。
陈克都之死
邻居折身回屋，把屋里的300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1969年11月，丈夫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
这是正月十八日凌晨近5点。西安至贵阳的列车刚从村后经过，渠县临巴镇偏崖村斜卧在华蓥山麓，夜色笼罩、一片静寂。周延华那6岁的小孙子又尿床了，她翻身起床，为孙子换了被单。列车离站的鸣笛声似乎攫住了她，随着单调的金属撞击声渐渐远去，她才慢慢定下神来，在一片静寂中，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没有听到楼下丈夫陈克都那习惯性的鼾声。
就在前一天，她还和丈夫上了街。早上6点多，陈克都就起了床，表示要到临巴镇赶集去。周延华知道，丈夫是想去问三六○二工程工钱的事情。为了此事，这些年他到临巴镇打听消息已经好几十次了，而且还和昔日的工友们凑钱到过达州数次，今年以来，陈克都对此事特别活跃，去临巴镇也变得频繁。看着陈克都身子骨不好，她不放心，就陪着他一起上了街。
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陈克都依然是失望而归。8里路的铁轨，夫妻俩静静地走了近两个小时，也没说几句话。回到村后，周延华就直接去了学校看孙子，而陈克都则独自回了家。在他们分手的路口，周延华还立了好一会儿，看着丈夫拄着拐杖，踩着细小的步子缓慢地移动，她的胸口一阵心酸。1968年2月，丈夫从万源工地回来，完婚呆了十天不到就赶回了工地，当他1969年11月被遣送回家时，“穿着一件烂袄子，披着一件蓑衣，脑壳遭炮震了，痴呆，半疯不癫的”。看着丈夫虚弱的背影，她提心吊胆，已经持续了整整38年。
家里没有电视，他们晚上8点左右就上床睡觉。陈克都睡在底楼，周延华陪孙子睡楼上。此前陈克都就经常失眠，这一次，周延华以为是丈夫失眠，就穿着拖鞋下楼来，准备陪他说说话。屋子一片死寂，她伸手一摸，发现陈克都没有动静，便使劲摇他的头，仍然没有丝毫反应，她猛然意识到出大事了，就赶紧打开了大门，呼叫隔壁的二弟，“陈述全！陈述全！你哥哥不对了。”
村子里响起落气炮时，陈克都在重庆打工的儿子陈绍高正准备起床上班。前一天下午1点左右，他刚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三分钟的通话，父亲表示“身体还行”。陈绍高没有想到，18个小时之后，他的父亲就死了。邻居陈友新在电话里还特别叮嘱“你赶紧带些钱回来，尸体停在堂屋，一分钱都没有”。
春节刚过，村子的小孩子偶尔还放几声鞭炮，但凌晨5点多的鞭炮声，没有人再觉得这是小孩子在玩。雷传碧是周延华的邻居，寡居多年，意识到有人死了，她就起了床，刚开门不久，周延华就上了她的门。看到周延华止不住的泪水，雷传碧就全明白了，“妹儿，你莫哭了”，她折身回屋，把屋里的300多元积蓄全拿了出来。但这还不够买一副廉价棺木，周延华哭得更厉害了。
在重庆打工的独生儿子一时还无法回来，周延华只能去向村委求助。离开雷传碧家后，她就直接去找村委副主任陈芝勇，她平时叫他侄儿，她的侄儿正在陪同镇领导收合作医疗的费用，并且，陈芝勇表示村里的开支他还做不了主。
周延华就一路哭到村主任陈良富家旁，在公路边一直哭。过了好一阵子，陈良富看到了她，“村里面没有钱，要等到救济款下来了才有”，陈良富后来在全村组织了一次募捐，募集了2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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