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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刚从美国参加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任仪式回国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省农科院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集体采访，下面是答问实录。
袁隆平(开场白)：我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袁隆平爱自由散漫，的确，我喜欢自由自在。与记者见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人怕出名，出了名之后自由度越来越小，隐私权越来越少。
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我得的奖很多，国际性的奖也不少。1997年我在墨西哥得了一个荣誉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先驱科学家，这个荣誉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中国人民，也算是给中国人民增添了一点光彩。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这么多年您获得了这么多的国际性大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奖？很多网民尊称您为人民科学家，您喜欢吗？
袁隆平：我的确得了很多国际性奖，很难说喜欢哪个，我认为这些奖都差不多，都是国际上的荣誉，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农民科学家，我是科技工作者，顶多就是农学家，科学家谈不上。
农民日报记者黄朝武：20年前农民日报报道就称呼您为“杂交水稻之父”，您怎样看这个称呼？
袁隆平：这个“之父”呢，也可以说是创始者，杂交水稻的创始者。最开始是国际水稻所的所长给我取的称呼，叫“杂交水稻之父”。后来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了，慢慢就这么尊称我，开国际会议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杂交水稻之父”，我认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光明日报记者胡其峰：您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一些报道也称您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您怎么理解农民？
袁隆平：农民是非常朴素、勤劳的，农民身上一些好的东西我还学不到，很惭愧。有些人瞧不起农民，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农民的那种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我对农民非常尊重。他们很朴实，非常重感情，非常好客，你到他家里，他再穷也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来请你吃。所以说，农民科学家也好，现代农民也好，我认为是一个美称。
新华社记者朱玉：您是研究粮食的，有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
袁隆平：你们年纪轻可能不知道，饿肚子是非常难受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3年困难时期，每个人吃饭都定了量，总是吃不饱，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我那时候在农村实习，根本吃不饱，双脚松软无力。冬天到了晚上，睡觉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放到被窝里面，又是冰凉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文汇报记者江胜信：您怎么看现在学术界存在的腐败现象？另外，现在中国不存在粮食短缺的问题，您研究水稻对中国来说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袁隆平：关于学术腐败，少数地方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剽窃人家的成果，搞虚假的东西等等。但总体上来看，学术界还是好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有，包括个别院士也弄虚作假，但毕竟是少数。
关于粮食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全国13亿人口，国家虽然储备了一些粮食，但我认为目前不能够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粮食始终是战略物资，要适当地有点储备，不能因为粮食多了就不重视它的生产。要适当提高粮价，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好的技术，再好的品种，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也出不来。所以政府出台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是件好事，对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好处。但现在最低保护价是72元一担谷，太低了，如果提高到100元，这样农民就有较多的利润，种粮积极性就更高了。而这对城市居民只增加了极小的支出，完全负担得起。
经济日报记者杨忠阳：您做过很多科学实验，也经历过许多失败，您有没有想到过放弃？
袁隆平：当时是一边倒，什么都向苏联学习，我当时迷信苏联，就按米丘林学说搞无性杂交，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面，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面，搞得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后来才醒悟过来，便偷偷学孟德尔经典遗传学。
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您怎么看待科研中的成功与失败？
袁隆平：搞科研课题的方向对不对，这是前提，如果方向不对，再努力也是白搭。只要方向是对的，尽管有挫折和失败，通过努力，最后还是会成功的。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小到细菌，大到人类，都有杂种优势，有没有优势决定到两个亲本遗传的差异度。天然杂交稻优势很明显，我们对此坚定不移。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怕失败就不要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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