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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猪肉价格不仅成了百姓家的话题，也摆上了国务院领导的议事日程。为平抑猪肉价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手段，包括动用国家储备、加强市场调拨等，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重视。然而，在关注城市居民菜篮子的同时，我们是否还要问一问农民的菜园子和养殖场？
“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又吃得起肉”。在陕西调研中温总理的这句话，从城乡两个角度，道出了肉价涨落的“和谐”原则，提醒人们在肉价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大的“民生视野”。
此次猪肉价格上涨，既有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与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成本增加等有关。
“多了多了少了少”是我国农业生产长期走不出的怪圈。城市菜场上某种农产品出现短缺，价格上涨，政府马上会组织农民增产；而随之而来的丰收往往拉低了价格，农民又掉过头来忙减产。来来回回，损失最大的是农民，常常是“谷贱”之痛总要等到城市居民“喊贵”了才被察觉。
有人把这种循环归结为中国农民市场意识差。事实上，在农业生产组织化和保障程度普遍较低的现实下，农民的收益风险完全暴露在市场之下。农民对市场波动的感知也往往比城市居民更早、更深切，杀猪减产恐怕就是农民对“养猪不赚钱”本能的反应。
猪肉涨价之后，关于政府要不要调控市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猪肉作为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一旦超过社会承受能力，政府出手义不容辞。肉价涨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涨到一定程度后应趋于平稳，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调节的办法，让市民和农民各得其所。
“调节”的关键在于，调控目标不应局限于价格的一时涨落，而应着眼于营造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理顺农产品的价格链条。否则，只会进一步扭曲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导致“多了多了少了少”的现象重演。关于这一点，温总理说得很明确：“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只有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猪出栏增加了，猪肉价格才能稳定下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才会更加有效和持久。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连动更加密切。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从“城里人”的角度出发，而要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予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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