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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如果你不上大学，你可能还在工厂当工人？
叶小纲：
如果我不能上大学，我可能是一位很出色的工人。
主持人：
可能没准当厂长了。
叶小纲：
那不知道。但是我从小喜欢音乐，这个命运的改变是比较重要的。
主持人：
你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和追求，有一个理想，就是我一定要在音乐上面做出一些成就来。
叶小纲：
但是学音乐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和教育，这非常重要。
主持人：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你们怎么去参加高考的？
陈章良：
很有意思，我现在都能记得。我是78级的，在我之前有77级的，77级的总共是4个班，是我的中学，在福建海边的公社的一所中学，77级的是4个班去高考，是第一次，很激动，还有老三届的，还有历届的学生都混在一起，他们去了，我们在看着他们，觉得这么个希望。小纲是音乐家，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几年了……
主持人：
还是比较理性的。
陈章良：
对，我们一届的学生就是改变命运，没有像现在的很多高中生有那么高的理想。
主持人：
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但是我一定要经过这个事。
陈章良：
不知道，读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改变命运，我们77级的总共4个班学生全部运到县城去，那时候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
主持人：
坐车去的？
陈章良：
坐卡车。他们去考回来以后我们就问考的怎么样，等着公布。公布的时候我们整个中学4个班没有一个人上高考线，那时候叫做“剃光头”，整个中学没有一个人被录取，那就轮到我们了。
主持人：
第一拨，这批没有拿下，你们第二拨出。
陈章良：
对，我们校长、老师特别紧张，不能“剃光头”了，怎么说我们中学也会有一个，所以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好像是班长，我们4个班又来了，又是4个班，然后坐着卡车，我印象很深，一个卡车大概一个班级，我们是4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通知我们自己带草席，自己带被子。我记得到县城大概有开了4个小时的车，那时候路很窄，到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面，通知我们把教室的桌子和凳子搬到教室的后面，就睡在地板上，明天这个地方就是高考的考场。
主持人：
晚上睡在考场。
陈章良：
对。
主持人：
不担心迟到的问题。
陈章良：
早上6点就把我们叫醒，然后让我们去搬桌子、凳子，再排好，然后走出去等着，他们检查完桌子我们才进来，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的。考了两天半，第三天的下午是考英文，我们没有学英文，不会考，我们就跟老师说回家吧，考了几分钟，我们就坐着卡车跑回去了，就是勾了几个勾就跑回家去了。记得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看老爸、老妈在收割水稻，我就记得老妈说，“你肚子饿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累，就没说什么。我老爸说“干活”，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打水稻，就是用脚踩的，把水稻打下去。“你也得干活”，我印象特别深，这就是那时候的高考。看看现在的小孩，老爸、老妈跟着、陪着考，真是天壤之别。
主持人：
叶教授，你当时是怎么去参加的，你是在北京考的吗？
叶小纲：
我是在上海考的，因为我当时知道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招生，作曲系全国就招10名。
主持人：
把情况摸得挺透的。
叶小纲：
因为它公布的，可是上海考区就有500多个，中央音乐学院当年考试的时候有北京考区、成都考区、广州考区，后来我们知道，每个考区大概都有四五百个人，就争10个名额，所以当时我们非常紧张。你想，要在2000人里考10个人，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非常非常艰难，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现在想想就跟做梦一样，记得我在上海考区的时候是冬天10月份，非常冷，考场里簇拥着各种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非常非常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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