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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厂全景
两人连手偷放24民工
偷放动机：想让出逃者去报案
偷放效果：出逃民工仅一人报案
24岁的红红是砖厂的几名女工人之一，她和小军“脑子比较聪明”，算是包工头牛海东的“贴心人”，正是他们在黑夜里将一个个民工放走，并让离开的民工到当地公安和劳动等部门报案，牛家兄弟和钟锦铠至今都不知道此事。
红红说，她是今年3月到砖厂干活的，来这里之前，她并不认识小军。她住在钟锦铠的隔壁，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牛海东、牛海存、钟锦铠开会时说的话，他们经常说“××聪明，可以先利用一下，先让他吃好点，到最后发工资时再算账，让他拿不让钱；××有想跑的念头，让××好好监视他”。
红红和牛海东的妻子“算是说得来”，小军等人认为她是牛海东的“狗腿子”，对她冷眼相待。而她看到小军有时候和牛海东走得很近，以为他是给钟锦铠等人提供工人逃跑消息的“狗腿子”，同样也用冷眼回击。
也就是他们这种相互的目光和猜疑，他们开始认识，并成了好朋友。红红把一次次夜里听到的“会议内容”告诉了小军，两人策划一次次放跑工人的行动。他们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放人事实。漆龙强是甘肃籍民工，是红红和小军将他放出砖厂，而他也是惟一报案的出逃民工。
红红告诉记者，到3月底，砖厂开始生产运行，来砖厂的民工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一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四个人。砖厂工人最多时达到54人，白天和晚上倒着上班。砖厂的工人有三大特点：一是同一个县乡的人很少；二是“少数人比较聪明，大半人智力比较迟钝”；三是过大半的人只有20岁左右。“牛海东一伙认为，这样就不会出现工人罢工和逃跑的事，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活这么苦，又挣不到钱，工人个个心里有了逃跑的念头。”
小军证实说，刚开始，只是工人们自己想办法单独逃跑，可还是被牛海东等人抓了回来，逃跑不成反挨了一顿暴打。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主动找到红红，和她商量偷放工人一事。在帮助一名甘肃民工成功逃脱后，红红才相信他，两人便开始帮助更多的工人逃跑。
4月底的一天，在砖厂打工的一家四口成功挖洞逃出砖厂，这使得小军和红红对偷放工人的行动步伐快了起来，“我们希望逃出砖厂的人，去找人来解救我们和厂里被监视的其他工人”。
此后，只要晚上钟锦铠等人松懈，小军和红红都会帮助一些工人逃走。等钟锦铠等人发现时，他们都会说相反的方向，让他们没法去追。两个月时间里，两人一共偷放了24位民工，不过，事与愿违，这些逃走的民工仅有一人报案。
对话：
对话者：记者与砖厂法定代表人梁红山的妻子周玉丽
“我们手续齐全，被害惨了！”
7月5日20时许，记者在硝渠湾村洪山砖厂门口遇到了梁红山的妻子周玉丽。
“你是哪里的？是不是检察院的？”她警惕地问道。
“记者。”
“有啥采访的！”
“你丈夫梁红山在厂里吗？”
“他不在！去新湖农场收账。”
“你知道砖厂的所属关系和你丈夫与牛海东的合同内容吗？”
“我是妇道人家，对厂里发生的事都不清楚，还是等他回来，你们问他，估计两三天才能回来。”
记者正准备问她丈夫的联系方式，她又开口了，“他们把我们害惨了！我们很冤！没地方喊，我们已经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
周玉丽家的墙上挂着当地工商部门核发的个体营业执照。“牛海东是别人介绍给我丈夫的，我们把红砖的生产承包给了牛海东，我们只负责提供红砖的生产原料和红砖销售。今年年初，我们投资20多万买了煤、柴油，还有生产设备配件，他们被抓了，民工都没了，厂里的生产停了，我们赔进去了。”
“我看过电视上报道的山西黑砖厂的新闻，我们厂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手续是齐全的，厂里民工是牛海东找的，由他管，他和民工住的房子和被子是我们提供的，都没要钱。民工吃的也由他负责，他找了个60来岁的老汉做饭，民工吃的好和坏，我都不知道。”
对牛海东等人控制民工的人身自由、让民工超时间劳动及毒打民工一事，她一再强调“不知道”，是在当地警方将牛海东等人抓了才知情的，但她说，有些民工“确实不是利利索索干活，干活总是磨洋工，经常皮带上没有土，机械空转，每分钟的电费是15块，我们一年要交1.6万块电费，我们只是对牛海东说让民工快点干活”。出事后，牛海东没钱给民工支付工资，经当地劳动部门出面，他们在5月28日给民工们发了拖欠的工资，还“给他们多付了工资”。
7月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砖厂厂长梁红山，他说，“我在厂里时间少，老婆在厂里的时间多。根据我和牛海东签的合同，他负责找人、生产成品红砖，我负责销售红砖，我很少过问牛海东是咋生产、咋用人、给干活人吃什么的，我见过牛海东等人打骂民工，看到他们给民工吃的不好，给牛海东等人提过，可他们不听，我觉得说多也不起作用，后面就说的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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