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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猫耳洞鲜血染风采
手绘的“老山作战地形图”已经泛黄，随处可见点点霉斑，在不经意间透露了不同寻常的“身世”。
“一晃20多年过去了……”霍印涛轻轻抚摸着这张当年自己老山前线猫耳洞中的“杰作”，神色凝重。
霍印涛，45岁，原老山前线英模报告团成员，1985年、1986年两次奔赴老山作战，镇守与越军相距不足20米的前沿观测点四个月，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和集体三等功各一次。
写血书请战上前线
身穿警服的霍印涛腰板挺直，走路速度极快，“都是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啦。”1981年，霍印涛从老家唐山参军入伍，后考入石家庄陆军学校，“考军校就是希望成为更优秀的军人，有朝一日能够征战沙场。”
霍印涛坦言，但没有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1985年老山前线战斗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是“蹿”到了领导办公室报名，“军人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能够舍身往前冲啊！”
报名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自己落选，当时还不到20岁的霍印涛发了狠，咬破了自己的右手中指，趴在宿舍的床铺上，用挤出的鲜血写了一封血书：“要求上前线，最前线！”
1985年8月16日，霍印涛如愿奔赴云南老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终于登上南去的列车了，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战斗员，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有战斗就会有牺牲，但想想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自己牺牲又算什么！”
当记者赞叹他的勇气和决心时，霍印涛连连摆手，“有的是比我优秀的。”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战友刘浩志，两个人是老乡，一起参军入伍，一起奔赴前线。
就在奔赴前线前几天，刘浩志的未婚妻主动提出要与他完婚，可小刘压根就没考虑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是上前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是连累了她，因此不假思索地一口否决。
想不到未婚妻居然对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结婚了，我可以光明正大来到咱家，替你照顾老人，你可以放心地去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没有后顾之忧。退一万步讲，即便你有三长两短，我还能给你们刘家留条血脉呢……”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没来得及添置新衣和任何家具，也没有摆酒席，剪了个大红喜字，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随后刘浩志和霍印涛一起如期返回部队，不久就开赴老山前线。战斗中，小刘表现得格外英勇，在一次防御作战中，他胸部连中12发子弹，至死手里都紧紧攥着妻子的照片——小伙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在此前一天，妻子为他生下了漂亮的女儿！
猫耳洞距敌20米
凯旋回国后，霍印涛作为“老山前线英模报告团”成员，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高校进行巡回演讲，但每次演讲他都主要讲牺牲的战友，极少提及个人经历，每次被人问到，他总是习惯性地摆摆手：“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炫耀什么。”
很少有人知道，霍印涛主动请缨前往的最前线，所驻守的观测点与越军相距不足20米！而这一呆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四个月！“出来的时候，我就快不会直立行走了，也忘了太阳是啥样了。”
所谓观测点，其实就是一个长不足两米，宽和高都不足一米的猫耳洞，“躺着行，趴着行，坐着也将就，想站起来可就没门儿了。”老山前线的猫耳洞，其实就是在石岩缝里、山洞中、土崖上构筑的防炮洞，也防日晒雨淋，但不防潮，更不防老鼠、蛇和蚊子。
有一次霍印涛正趴在洞口用16倍的望远镜观测越军行动，忽然感觉大腿处凉森森的，回头一看居然发现一条碗口粗、两米多长的大蟒蛇，正顺着他的大腿不断往上爬，“我一动都不敢动，它就从我大腿一直爬到腰，又爬到肩膀子，最后在脑袋顶上缠绕两圈后爬走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战友就扣动扳机，蟒蛇随即毙命。
霍印涛说，老山前线的苦是那种无以言喻的辛苦，衣服没办法洗，洗了也晾不干，上了前线就别指望洗澡，的确良的军装变成了硬壳，抓痒能抓到虱子，除了蟒蛇骚扰外，连老鼠都不示弱，白天也敢钻到被子里，把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窝在猫耳洞里苦，我们上猫耳洞就更苦了。”从后方奔向前线阵地，要经过亚热带原始森林，森林里遮天蔽日，几乎没有路，只能照着前面战友的脚印走，走的人多了，也就走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脚不能离开小路的印迹，两边到处是地雷，炸伤人的事情经常发生。”霍印涛说，就是昨天刚刚走过，今天也不能保证路上没有地雷。因为他们所要去的观测点和越军的阵地相连，越军特工经常利用晚上悄悄布下地雷。也有下雨时，常常把过去布在其他地方的地雷冲到小路上来。总之，每走一步都有生命危险。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把身体弯成90度，躲避敌人狙击枪手的子弹。还要在草丛里寻找可行的路。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空身走都流汗，更不要说身上背着四五十斤的枪支弹药和水、干粮等供给。汗水模糊了视线，浑身上下都是红色的泥浆，擦破的伤口，被汗水浸得疼痛难忍，仍要连爬带走，不停地向前沿前进。
“老虎口”是个80度的山坡，要过此关必须四肢并用，抓着草藤爬行，稍不小心，就会“坐飞机”滑入地雷区；“无底洞”是个悬崖上的羊肠小道，站在道上向上看，是刀削斧劈的悬崖，向下看，是深不见底的山谷，平时无人敢走；还有“生死线”，是个百米暴露地段，全在敌狙击步枪标定射程之内。
“进了猫耳洞差不多就赤身裸体了。”霍印涛说，他抵达猫耳洞的时候，全身上下密布着大小百八十道或是跌伤，或是被热带灌木划破的伤口，迷彩服早已“遍体鳞伤”，“猫在洞里也没法穿衣服，蚊叮虫咬，烂泥丛生，臭汗不断，从头到脚长的都是潮疮和癞疮，看不见一块完好的皮肤，穿上衣服就得活活闷烂了。”
六日夜背回连长遗体
上阵地不到一个礼拜，霍印涛就听到天空中突然响起一种极为恐怖的声音，由远而近的拖着刷儿、刷儿的长音，还夹杂着呼呼声、嗡嗡声，像要把什么东西撕裂开似的，在猫耳洞的上空呼啸着、撕裂着。
紧接着我方和敌方先后都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炮火映红了黑夜的天空，四面八方的炮声和爆炸声如天塌地陷般的震撼人心。和霍印涛同处一个猫耳洞的战友是个刚入伍的小战士，搂着枪窝在一边自言自语：“怎么和电影上的炮声不一样呢？”弄得他又气又乐，一边紧密观测着敌情，通过电台向上级报告，一边回手拍了一下他的脑袋：“新兵蛋子，电影上的炮声是艺术加工的，咱这是真格的，能一样吗。”
“什么叫军人？生死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就是军人。”在霍印涛的印象中，一次防卫作战后，部队清点人数，有一个连失踪三人，包括连长在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丢人是大事！”
事实上，这三个人并没有丢，而是连长在战斗中负伤，两个小战士轮流背着他在热带丛林里迷路了，走了六天六夜才回到营部。“回来的时候连长早就牺牲在他们背上了，遗体都腐烂发臭，但他们却始终不曾丢下。”
“战友情深，军民情就更深了。”霍印涛说，参加老山英模报告团后，他反复讲一个地方支援部队的感人故事：由于往前线运送火药的军车吃紧，一时间凡是听到、接到通知，或被拦住的可以用来装炮弹的非军用车辆，全都毫不迟疑地奔向了军火仓库，载有货物的车主二话不说，主动就地卸货。
有一位老板，车上拉着的是价值三四万元的三七药材，需要说明的是，这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四万元啊！同样毫不犹豫地把全车三七摔到地上，不管不顾地开车就走；一辆拉着十多箱香烟的翻斗车，货主一按电钮，把烟掀到路边，掉头出发；还有更绝的，一位生猪贩子，拉着一车活猪，看到大家都在支援部队，也是一边开车，一边叫车上的伙计打开车厢门，从一米多高的车上就地放生！
1995年，霍印涛从部队转业，目前在公安和平分局南市派出所工作，同事们极少有人知道他的战斗经历，他也从不提及，“和平就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了，不打仗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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