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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的服务
相对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各部委研究机构的政策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为例，每年大约要做三四百个课题。“一类为纵向课题，主要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每年大约有六十多个，量不大，但是规模很大。”白和金说。
另一类为横向课题，主要是中央各部委委托的课题，包括一些省市政府，甚至县政府也会委托他们，每年至少有二百多个，这一部分，委托单位要负担相应经费。
还有一种是应急性研究课题，一般在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往往要求短时间内拿出报告，有时甚至要求在一星期内拿出方案。
“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暴’、‘9·11事件’、‘美国次债危机’之后都曾接过这样的课题。一般不要求面面俱到，有的非常简短，甚至就是几千字，但要求对形势有充分把握，有自己见解。”
由于部委研究机构和决策部门关系紧密，有时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研究者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政策的暗示、是放刺探气球。
有关研究者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多次申明“人民币不贬值”，而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研究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前面的部分说得都很好，但最后，他表达了一点个人看法，说‘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有点弹性’，香港媒体认为这是政府在放信号，当天香港汇市就发生波动，直到发改委领导表示人民币汇率不会变，香港汇市才稳定下来。”
目前，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学者说话非常谨慎。
按现有决策体制，中央关于某个领域的政策，往往由相关部委负责制定，其中部委下属研究机构由此往往发挥影响中央的作用。
2005年前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严重，总理温家宝也替农民工讨薪，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工资所不久就接到部里任务，“研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求两个月内拿出结果。”工资所所长苏海南说。
该所随后形成了一个报告，“这些措施办法(报告里的)最后浓缩到国务院2006年2月发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里。”
一些部委也就所属领域出现突发性问题寻求咨询，“今年麦当劳肯德基雇用大学生，只给很少的工资，工会部门说他们违法，作为劳动保障部门应该表态，但按当时政策，这种类型的兼职不属劳动关系，企业就认为，大学生不受最低工资制度的保护。”
“部领导让我们研究如何做出回答，我们认为，根据现有规定，不能直接说这些企业违法，但他们至少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苏海南说。
“我们离部门决策确实更近一些，研究的课题也更为实际，有些人说我们有一定的官方色彩，直接适应了官方的政策设计需求，这是因为分工不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但这种政策设计研究也需要我们以较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做支撑。”
早在1980年代中期，贾康和他所在的单位就开始研究分税制，“我们提出了系统的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现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员经常参加中央财经决策高层的相关座谈和会议。
“国家的一些方案要落实到部委，而任何一个部委，具体提方案对策大都是落实到某个司，然后是这个司的某个处，最后就是几个人来想办法，所以他们需要专家支持。”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本报记者说。
张蕴岭说，相关机构非常清楚专家们的专长。本报记者无法确证它们是否有专家库名单，但张说，一旦有事，这些机构马上就可以找到所需的专家。“通过各种会议，它们和专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途径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提到，该校“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其中，《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章后来引发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机构有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的内参，信息专报主要刊登社科界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对策建议的稿件，不定期出版，每期发表一篇稿件，4000字左右。
社科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该机构“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中国社科院的数据说，这种增长态势自2003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2004年该院报送的信息材料达到四百多篇，是前一年的一倍。
国家行政学院有自己的内参名为《咨询与研究》。“我们的院长、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学院开学典礼上特别讲道：‘这个内参每期我都认真地看。’他看了之后还会有选择地转送给国务院有关领导，或批示给有关部门看。比如有关事业体制改革的内参，他就批给了人事部和中编办。”王伟说。
《咨询与研究》2005年试刊的时候，王伟写了《关于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的几点意见》。担任主编的是国家行政学院一位副院长。“他亲自修改稿件，并先报送华建敏院长看。看了之后觉得行，再向国务院报。据说，国务院主要领导也看了。后来，学院鼓励我们，将到下面调研时发现的重大问题，写成内参。”
之前的2002年1月，某地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两个部门的摩擦事件。此事根源在于行政体制不顺。“我们就同新华社合作，通过在四个省的实地调查和拍摄，搞了一个‘高速公路管理体制调查’的音像内参，报送中央。”王伟说。“十六大前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中央办公厅要求我们写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得知，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思。通过这个事情，我清楚感觉到：中央领导很关注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这些智囊机构的专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建议能更快速的被接受，还要用更简洁易懂的形式来表达。“你要让相关部门很快明白你的意思。”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刘峰说，“自己感觉很好，但上面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中间环节就给刷下来了。”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部分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部分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部分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官方智囊机构庞大体系背后，是决策者们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决策背景。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提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问题，其后，中共领导层多次谈及这个话题。“本届政府在最初的一年半之内3次修订国务院工作规则，越来越强化科学民主决策。”王伟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务院领导2003年在国家行政学院给省部长班讲话时承诺，“他当时大意是说，本届政府要做到‘一些重大决策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不作出，没有经过专家论证的不作出’。”
如此背景下，智囊机构和学者的作用自然越来越被重视。不过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跟国外不同的是，现在中国官方智囊机构和学者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影响高层理念和改革思路，这也跟中国现在一些大的制度设计还没理顺有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经济学的春天，很多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央的决策；十五大之后，是法学的春天，包括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内的一些机构，参与了许多法律的起草工作；而现在则是社会学的春天。”他说。
高层推动决策科学化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王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省部长研讨班上的一次讲话，王还记得，其时这位共和国总理对在场的省部长们说，“没有一个肯听取意见的政府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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