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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健近照 |
新报专访
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案中方律师康健
康健，50岁，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案及劳工对日索赔案的中方代理律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从1995年开始义务为在二战期间遭受日军迫害的受害者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中国内地对日索赔的24起案件中，康健参加了11起，这些案件分别在日本东京、京都等8个地方法院审判，这8个法院康健就去过7个。
记者：您能具体讲讲对日索赔的难度所在吗？
康健：中国是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但因为内战、建设等原因，战争受害的资料相当零散，一些文史资料常带有文学色彩，直接作为证据较为困难。而在法律上必须有实证式的证据。尤其对当时的军国主义者、现在反和平势力相当嚣张的日本政府，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的话，就必须有一二三四具体的事实。中国的受害者目前大多生活在比较偏僻的山村，而且受害者都年事已高，这更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记者：取证过程中让您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康健：听受害人讲述的过程。这会让人感到震撼和极其的痛苦，作为“慰安妇”，她们想诉说，但又害怕遭到周围人的歧视，这么多年一直苦于无人诉说，她们向我这个律师诉说，只是想为自己讨要一个公正，让所有人知道，她们不是“坏女人”。
记者：您能谈谈咱们败诉的主要原因吗？
康健：“慰安妇”案胜诉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与劳工索赔案不同。劳工索赔案的被告是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慰安妇”索赔案的被告就是一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主要是时效，事件超过了20年就不能告了；另外一个就是一百多年前时日本的一个法理“国家无答责”，就是说国家对公务员履行公务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免于赔偿责任的。这是很荒谬的，侵略军有组织的强奸别国妇女，竟然被称为履行公务。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过，咱们虽然败诉了，但是也取得了不少突破，都是哪方面的突破呢？
康健：2002年3月28日，中国性暴力受害者第二起诉讼案宣判。这次虽然仍然是败诉，但是法官全面认定了受害者受害的全部事实，就是说承认对受害者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持续到现在，确认了已给受害者造成了PTSD——战争创伤综合征。这就是一个胜利，因为侵害的结果是呈持续状态，这样要谈时效问题就比较难了。在2002年的福冈劳工案中，确认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索赔权并不意味着个人也放弃索赔权，这在从前的判决书中是从来没有的。2003年1月，中国劳工刘宗根等6人告日本政府及企业在二战期间迫害中国劳工的案件进行判决，中国劳工依然败诉，但日本政府作为逃避战争罪责的很重要的一条法理——国家无答责，在这起案件中被视为无效。
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胜诉的。这是一个法律的趋势，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潮流的问题，只是迟早的事。1907年的《关于陆战法规与惯例的海牙第四公约》规定，由于战争造成损失，就要进行赔偿，包括对国家财产损失的赔偿，以及个人财产的损失。而现在我们提出的就是对个人损失的赔偿。日本在1912年就签署了海牙第四公约，就应该遵守。从法律的基本理念来说，我们一定会胜诉的。
记者：您认为咱们目前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取得更大的突破呢？
康健：这是一场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诉讼，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保守势力强大的国家，要取得诉讼的胜利，首先必须纠正日本法官和一些日本国民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这样，诉讼过程就显得更重要，因为每一次诉讼，对日本法官和日本国民就是一次历史教育。我发现，受害人所讲的历史事实，对于日本人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再出色的演员也无法诠释出那种心灵深处的痛苦，受害者所遭受的巨大伤害是无法假装的。
记者：在这艰苦持久的索赔过程中，对您来说，最难过的是什么？
康健：最让我心痛的是一些中国人的冷漠。人们对中国“慰安妇”悲惨遭遇的了解远不如对索尼、东芝等日本品牌来得清晰，当然伸手援助的就更少了。相反，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却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做了很多工作。目前，对日索赔诉讼日本律师团已支付近千万人民币的费用，有的日本律师为这些事情已经在银行借贷2000万日元。
记者：对于那些和您一起努力的日本法律界的朋友，您是怎样看的？
康健：我们诉讼的目的不是搞民族复仇，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推动人类和平、正义的进程。诉讼是为了消除隔阂，是为了澄清历史，是为了正义。
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投身到这场伸张正义的诉讼中来，他们无偿地付出自己的金钱、精力，和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站在一起，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国内，他们忍受着来自保守势力的指责；在中国，他们得不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理解，帮别人来告自己的国家？谁信啊。
但他们仍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日本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奋斗。
我们的努力感动着那些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和日本国民，同样，日本律师的付出也感动着我们。我们的合作，是在共同追求着人类的正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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