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移之难
从概率上来说，陈天泽跻身230万行列的可能性相当大。渝东北地区11个三峡库区区县常住人口为852.4万人，而计划迁移人口即占总数的近30%。
具体需转移劳动力数字则是“考虑了诸多因素综合得出的”，钟瑶奇介绍。重庆市主城区共有23个区县，通盘计算这23个区县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力后，最终定下了230万这个数字，平均每个区县接受10万。“你可以把这个巧合看成一种任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研究者认为，“毕竟这是市里的统一部署。”
但230万移民的庞大规划如何实施？南方周末记者遍询重庆市各有关部门，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具体的转移方案还在制订中，现在才刚刚把大政策定下来。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否搬迁，决定权在移民自己。这一次转移，没有补偿款，也不会有移民津贴，“主要靠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自愿转移”，而“新移民”将主要被吸纳入“一小时经济圈”内。
如果陈天泽和渠口镇一组村民赵家强了解了这次移民没有补偿款和移民津贴，他们还愿意进城么？陈天泽希望再次耕作土地，而赵家强则想从政府手里拿到房子，目前看来几无希望。
按照重庆的设想，政府将在职业培训、户籍、子女教育、可能还有廉租房方面制订配套措施，而陈天泽们，将成为产业工人或者服务业人员。土地，院落，家畜，都将离他们更远。这次“搬”，也不是再一次搬家，他们将被贴上“劳动力”的标签，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市场。
移民，“其实质，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者声称。而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也强调：重庆市制订“农村劳动力转移”计划，着眼点是解决“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特殊市情”背景下二元结构方面的问题。
按照规划，这些新移民将扎下根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重庆方面把这形象地称为“洗脚进城”。但百万数量的移民，如何使他们真正扎根城市？“必须提供就业，”钟瑶奇认为，“只有提供就业，他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
提供一个就业岗位，需要多少的资金投入？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算过一笔账：“抛开基础设施不算，第二、三产业带动一个人正常就业需要投资30万元。”按照转移劳动力总数400万计算，资金投入需达到惊人的1.2万亿元。
据此前媒体报道，按照“一小时经济圈”发展规划，重庆主城区内“已初步储备了重大建设项目500个，预计总投资1.28万亿元”。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新型特色工业、现代服务业等五个方面。今后重庆还将力争每年新策划市级重大项目1000亿元以上。“15年来重庆工业商业各方面产业估计有3万亿，很自然能带动千万人就业。”
但这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地区，重庆市主城区本身即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根据一份《合川区壮大劳务经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试行意见》，身处一小时经济圈的合川，全区人均耕地仅1.35亩，本身富余劳动力即达46.1万人。
而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重庆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对不高，新的发展方向又是高科技产业。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非劳动力密集。再加上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本身文化素质偏低，主城区还有相当数量待安置下岗工人，提供就业远非水到渠成。“在选择产业项目上必须通盘考虑”，钟瑶奇说，“要安置劳动力，轻工业服务业是首选。”“这又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转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个系统工程，很考验政府智慧。”
就业还只是第一步，当百万农民涌入城市，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从何而来？根据普遍测算，把一个农民变为城市人口，需要配套的保障资金保守估计为20万。要让400万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重庆需要再掏出8000亿巨资。
一旦城市无法真正容纳这些外来者，“洗脚进城”的农民又将如何选择？在崇福村，60岁的一组组长刘中全属于选择观望的那10%。进行家庭讨论时，刘中全不反对儿女进城，但坚持自己留在村里。“万一他们呆不下去还可以回来，至少家里还有房子。”
是转移不是抛弃
54岁的陈天泽盼望着再次迁移，而身有残疾的余才六和76岁的蒋成友则不想再动了。蒋成友说，儿孙们可以从此在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而他则更适合跟土地打交道。“我老了，”他坐在山腰上的院坝里，看着山下荒芜的田地，“我只能是一个农民。”
近三分之一的精壮劳力转移后，库区尤其是库区农村如何发展？等待渠口镇和崇福村的，将会是不可阻止的继续凋敝么？
库区区县的一些官员们正为此而犹疑，“移民看起来是给库区减压，给主城区加任务，但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实际上主城区很欢迎劳动力转移，库区反而态度模糊。”一位相关研究人员透露。
原因很简单：接受人口就可以带来项目和资金，当然还有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反之，人口被转移，申请项目和资金就底气不足。这位研究人员曾经赴巫山等地调研，一位当地官员私下探讨，“劳动力是要转，但规模能不能小一些”；“他们担心库区今后很难上项目”。
为此，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专门在工作会议上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配置资源”；“渝东北各区县要注意防止无所作为的观念”。
对于重庆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方面必须“退出”，另一方面无法放弃。重庆面临的正是整个中国面临的难题缩影。当城市在经历急速发展之后面临瓶颈，农村的逐渐凋落又难以阻止。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提高城镇化进程，是否是一条解决之道？“汪洋书记相信，重庆的问题有典型性，解决好了，对中国其他地方同样有借鉴意义。”钟瑶奇透露。“这一点非常重要，”钟瑶奇认为，“如果伴随主城区发展，出现的是库区农村的拉美化，那绝不是劳动力转移的本意。”
他认为，在制定详细政策时，库区农村也必须享受到主城区的发展成果，这体现为政府资金的配给、贴息贷款、减免税费等诸多方面。
而关键更在于土地政策。“必须有革命性的进展，类似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于1975年的中国。”“要解决库区农村发展问题，土地政策是一个必须过的关，”另一位相关研究者认为，“而对于现在的重庆，是过这个关的最好时机。过好了，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
按照专家的建议，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库区农村要做到“农业集约化”、“农业机械化”、“社会服务体系化”三个跟进，以达到农村同时发展的目的。“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结合农村整体发展前景来考虑”。
据了解，各式各样相关的设计正在各研究单位和政府部门展开，有部门提出取消各乡村学校，集中资源建立数千甚至上万人规模的大型教学点；有的则建议乡村医院也可以照此办理……总之，“现在是大胆提出想法的时候”。“就像解方程式，所有的已知未知因素都要考虑到。”另一位研究者形容说。
对于和陈天泽一样的库区农民来说，劳动力转移计划是一个获得新生活的机会；而对于面临三峡治理难题的重庆，或许是一个充满了不定因素的解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