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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上午，拉萨布达拉宫重新开放，一位藏族信众在布达拉宫转经。
香港《大公报》3月27日发表题为《西藏骚乱不容颠倒黑白》的评论文章说，在西藏骚乱事件上，谁侵犯人权？暴徒行凶、打人、杀人、放火抢掠，不叫侵犯人权；政府依法逮捕刑事罪犯，就叫践踏人权。这叫颠倒是非黑白。外国外交官、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请尊重中国人古已有之的信实文化，不要作背弃事实的无理指控。
文章摘录如下：
对三月十四日在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从世界各国或香港地区所产生的反响来看，有些基本命题是需要澄清的，以弄清性质、分辨是非，不容颠倒黑白。
有一个国家的外长表示“严重关切”所谓“镇压”西藏僧人抗议活动的做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促请中国容许西藏的和平示威”。
现代信息发达，连日来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一伙暴徒，包括一些僧人，一喊起“西藏独立”口号后，就将早已准备好的成袋成袋石头扔向人群，抡起棍棒，拿出刀子，乱打乱砍，砸车、砸店铺、放火烧车、烧铺，多处起火，浓烟阵阵。这叫“和平示威”？这是歹徒行凶暴动，还是所谓“镇压”？
外国外交官、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请尊重中国人古已有之的信实文化，不要作背弃事实的无理指控。铁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达赖集团发动的暴乱，令18名市民和一名武警死亡，6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令人发指的5名“以纯”店里的年轻藏汉姑娘被活活烧死。
作为香港的中国人，我对某些国际外交官以伪词指责我国政府感到愤慨。
由境外达赖集团策划和指挥的打、砸、抢、烧暴乱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伤亡，上亿元的惨重损失，西藏自治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刑事罪犯依法逮捕法办。采取行动前，给闹事者投案自首限期，限期满后，通缉及搜捕罪犯，再依法检控。这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法治社会的正当执法行为。
但是，却有人反诬中国政府侵犯人权。
在西藏骚乱事件上，谁侵犯人权？暴徒行凶、打人、杀人、放火抢掠，不叫侵犯人权；政府依法逮捕刑事罪犯，就叫践踏人权。这叫颠倒是非黑白。
怎么解释？一是政治立场的偏颇。有人就是认为“藏独”势力对抗中国政府，符合自己一向的政治立场，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把对“藏独”的支持与维护人权挂起钩来，视为同一件事，所以荒谬到把杀人放火行为视为不可侵犯的“人权”。可笑不？
二是当今香港流行的西方人权理论，是以与中华文化对立为其重要特征的，这具有“唯我独尊”的认识论上的极端片面性。不应否认中国文化有人权思想。对认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无人权文化的观点，是应当在学术上深入探讨加以纠正的。
悠久的中华文化丰富多采，人权的思想因素，比西方何止早三几个世纪？《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距今近三千年，讲人民是国家根本，说没有人权思想，无人权因素，可信？
中国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不讲人权，不尊重人民的国家，中国文化并不是不讲人权的文化。以民为本的文化，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而是中国56个民族数千年所形成的一种共同文化。
不但不应将中华文化与西方人权理论对立起来，而且应当将西方人权理论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汲取其对振兴中华民族有用、有益的营养。
在达赖喇嘛3月16日抛出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的言论后，本港有人于18日著文谓“随着愈来愈多汉人进入西藏，汉族文化也大举入侵”，耸人听闻地发怪论：“两年前青藏铁路通车后，汉人涌入西藏的规模和速度更加惊人，对藏族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藏族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的重要成员，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文化也如中华文化这个整体文化一样，永远不会灭绝，只会不断地发展及更好地融合及生存于中华文化之中，不断发扬光大。
藏族在民族大家庭中，获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西藏获得沿海及中部各省区的全力援助，中央在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将投资超过1000亿元，在西藏开展包括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段在内的180个项目。但迄今为止，汉人占西藏人口不到5%，并未大量涌入西藏。
当多篇评论说到中央及内地多个省市，大力支持西藏经济发展，作了巨额投资，不是解决西藏发展的做法时，笔者希望论者能重温改革开放设计大师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是死路一条的论述。这对西藏也应是适用的。
藏族人民是世界屋脊的开拓者。汉藏两族人民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交往和密切联系，西藏早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港有人著文否认这一事实，宣称那是一九五一年解放军入藏后开始的事，是错谈的史论。
有人否认废除农奴制的合理性，又有人批判所谓经济发展、国家民族主义和“一党专政”的“三合一”政策。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那是否认社会应当进步，文化应当发展，经济应当迈上新台阶，藏族人民应当改善生活。
当有关评论说到中央依照宪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能解决西藏民族问题，提出实质上具政教合一性质或宗教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西藏建宗教特区”时，笔者以为研究一下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相关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而不囿于达赖一九五九年叛逃后成立流亡政府对抗中央，坚持事实上的“藏独”立场的个案，恐怕看问题会全面及深刻些，得出的结论也许更合乎实际些，也利于把“藏独”问题与宗教问题区别开来看待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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