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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广东经济特区工作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谷牧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南都：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先走一步，建设特区后，您成为了广东特区最早的负责人。
吴南生：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和我组成的三人小组，省委还决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于是我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我原来主管宣传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临行前，我就请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到省委会议室，对他们说：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多年的经验，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
之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作别，这一别就30年过去了！
当时深圳外逃问题严重
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
南都：您负责广东特区工作之后，什么时候到深圳的？
吴南生：谷牧回北京后，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经部门王志义等驱车到深圳，走访了沙头角、蛇口和几个边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边看边议，在许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我们对解决深圳市今后建设的问题，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币，同期香港新界农民收入13000多元港币，两地农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原来的深圳镇仅有3万人，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深圳改为特区后，市委对重点抓什么，经济如何规划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和市委负责人经过反复交谈，明确了解决“先走一步”这一首要问题，强调要力争在较快时间，在深圳建成一条“富线”。
提出建设深圳12个问题
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我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同时解决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
南都：这次实地调查之后，您对深圳以后的发展有了具体的思路吧？
吴南生：我回到广州之后，于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建立沙头角试验区和蛇口工业区等12个问题。
关于蛇口工业区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地租价格没有定下来，影响同外商谈判。招商局认为省里定的价格偏高，对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报告中提议，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亩上缴广东省4000元港币，从“六通一平”完成后开始征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建立蛇口工业区的问题，至此全部解决。蛇口工业区从此成为深圳特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范部分。
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为省委草拟了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
1980年3月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南都：虽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广东、福建建设特区，但是当时所说的特区还不叫“经济特区”，而叫“出口特区”，后来为什么改成了“经济特区”，具体是什么时间改的呢？
吴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布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
1979年12月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中央各部委办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是当时在北京一次很轰动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我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要办科研、商贸、旅游、住宅和其它经济事业。我说：我们的意见是，建立特区必须采取“一快二宽”的方针。快，就是既然看准了，就要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疑不决。要大胆放手，争取时间，奋斗10年，把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在那里建立一条富线。在汇报中，我还提出参考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特区土地使用期定为50年。
广东、福建汇报后，谷牧就特区建设等问题作了讲话。谷牧十分赞成深圳特区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正式下达。
都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摸到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副省长王宁、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负责对全省三个特区的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筹划特区先立法
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南都：吴老，您筹划特区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而这个仅仅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一年的时间，作了13次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在特区还是个“概念”的情况下，当初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率先着手起草《特区条例》的呢？
吴南生：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没有法律，成了办特区最大的问题。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庄老———原全国政协常委庄世平先生。当时他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从1979年春节前后开始，他就为创办特区、创办汕头大学(这两者是同时酝酿、提出和筹备的)而不断奔走于香港和广州、汕头之间。他熟悉世界经济，他为我们寻找来全世界各个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条例、资料，几乎我们需要什么资料，他就会立即给我们找到。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订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个市内，就有一个特区与非特区的管理问题。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为特区。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报告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时说，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就业和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含义更确切些。
这也是从庄老提供的有关资料中得到启发的。但光有大把国外和香港、台湾的资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国内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立刻我们能用，哪些是改进后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个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4月，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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