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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首度破七。随着美元的加速贬值，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正在激烈博弈中谋求重构，这就是目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和机遇。
2000年，带着广国投之役的成功经验，声名大噪的王岐山回到了北京，就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对他而言，重回理论战线的从容或许能使他对实战经验有更多时间进行沉淀和总结。的确，暂时远离“战场”的王岐山从没有被人遗忘。2002年，当海南房地产泡沫完全破灭，正在艰难寻找新生之路的关键时刻，王岐山再次被人记起。
2002年11月，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这个距离中国心脏最远的省份的一把手——省委书记。人们希望这位“救火能手”能带着他昔日的“救火”经验，再造海南奇迹。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上任仅仅5个月、刚刚摸清基本省情的王岐山正踌躇满志地谋划海南未来之时，一场发生在几千里之外的“非典型肺炎”(SARS)，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2003年4月，王岐山从海南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自己熟悉的金融问题，而是与金融毫无干系的传染病危机。
此时，由于公众未能及时获知准确疫情数字，疫情信息不畅，多数公众对这种神秘的致命病毒知之甚少，隔离和防护措施更是严重匮乏，从而导致疫情不断扩大。
王岐山决心勇敢地揭开这个“盖子”。而揭盖子的后果则是：北京被感染SARS的患者数据和死亡数据比此前成倍扩大。从2003年5月初开始，几乎每天上百人的感染数量令整个国际社会震惊。“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北京现在每天上报中央的数字都是由我和刘淇同志一起签字的。”王岐山坚信，公开透明和实话实说，将是战胜SARS的一项重要法宝。“王岐山不想报喜不报忧，他喜欢说实话。”时任世界卫生组织(WHO)驻华代表的亨德里克·贝克达姆(HendrikBekedam)也愿意这样评价这位新任的北京代市长。
随后，王岐山再次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风格。他开始在北京执行最严厉的筛查和隔离措施，在全市各大医院建立专门的发热门诊。当他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座防治SARS的专门医院时，仅仅用了7天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就在北京远郊的小汤山投入使用。
很快，2003年7月份以后，人们看到，电视上公布的SARS患者数量开始逐渐减少。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世界则再一次记住了王岐山这个名字。
2004年2月21日，任代市长长达305天的王岐山高票“转正”。自此，王岐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命运已经与北京紧密相连。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王岐山被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一升迁不仅开创了中国在任的城市市长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河，也开创了王岐山人生的新旅程。也正是从此刻起，人们对王岐山也有了新的“预期”。一个多月后，随着王岐山辞任北京市市长，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王岐山即将在2008年的全国“两会”上再次被委以重任。
挑战史无前例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两会”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刻，如人们所愿，王岐山的名字进入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行列。人们相信，王岐山此次步入中央政府决策层，不仅是民众，也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对这位敢打硬仗、能打赢仗的“救火队长”过往经历和政绩的高度肯定。他们期待着王岐山能再次打赢当前这至关重要的一仗：治理通胀。
这是一个高难度挑战。2008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8.7%，创近11年来新高；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达到6.6%，创3年来新高。同时，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突破100美元/桶，创下历史新高。此外，铁矿石、农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也几乎全线创下历史新高，对国内CPI、PPI上扬的压力不断增强。
金融数据更不容乐观。中国自2007年历经6次加息，目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达4.14%，而美国自次级贷款危机后历经数次降息，美联储基准利率已经降至2.5%。随着中国加息预期与美国降息预期的不断增强，中美利差还将继续扩大，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俱增。仅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就已超过4%，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7∶1关口。
一方面，传统经济学说主张应对通胀的典型措施——加息、控制信贷等做法将导致资本市场继续下行，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与外币利差持续扩大，热钱套利加剧；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升值又将使出口受到削弱，影响就业，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滞胀。
因此，当前需要的，或许是对通胀形势更全面、更精准的认识和判断，进而采用更为科学有效的金融调控工具。以宋国青、谢国忠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当前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需求过盛，因而应当坚决加息，“刀快不怕脖子粗”，只要加息力度够大，就能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让他们安心把钱存进银行，从而遏制通货膨胀。而以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却认为当前通胀的首因是美元贬值导致国际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因而主张以加快人民币升值、推进节能降耗为主要措施，以降低国内产品价格压力，遏制通胀。
显然，对本轮通胀形势成因和应对措施的争论不仅反映了学界的矛盾，同样也反映了官方的分歧。就在此次“两会”间隙，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呼吁采取措施应对外部成本上升，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认为投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进一步的加息空间，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则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尽管王岐山拥有应对1993—1994年通胀的成功经验，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十多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驾驭金融工具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因素，这对任何领导人都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3月13日，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金融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也将是王岐山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此前，随着“一行三会”(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实施“大部制”的合并动议正式搁浅，尤其是在经历了去年轰动一时的“5·30”印花税事件后，如何加强“一行三会”之间以及“一行三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协调配合已经成为摆在王岐山面前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经济的突然疲软，长期被看好的外贸形势也变得迷幻叵测。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08年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长幅度同比降低6.4个百分点，进口增长幅度同比上升9.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0.6个百分点，净减少50亿美元。“内热”未消，“外冷”已经初现。由此带来的新风险，使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既要防通胀，又要留心衰退的双重困境。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3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坦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这，或许正是王岐山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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