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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的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这一夙愿。
“海外资本家”出钱办大学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他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当时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愿望，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20世纪80年代，宁波迎来了大规模开发开放的浪潮。1984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像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
怎么办？最后是邓小平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1984年8月，邓小平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投资饭店用个人名字命名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1981年。
“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王耀成说。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尽管当时已经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了，但是遇到了这样具体的问题，为了解决现实困难，能不能突破以往惯例和传统思维？如何对待海外人士、资本家态度的问题，谁心里都没底。
这件事，最后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邓小平如此亲力亲为，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了！”王耀成说，华侨向来有回报祖国的优良传统。此情此景，怎能不让华侨们热血沸腾？
50位海外“宁波帮”回报祖国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总捐资2000万美元、占地1283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包玉刚不仅自己倾心建设宁波大学，还积极主动为宁大的建设穿针引线。迄今为止，有近50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2.5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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