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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年时代正处非常时期,春、秋、冬一年三季的穿着与男孩没多少区别,一样的蓝黑灰衣裤,只有上衣纽扣方向不同裤子开衩地方不同。因此,我也就特别喜欢夏天,好像只有夏天才能做一回女孩,白短袜黑布鞋,衬衫束在裙子里,裙裾飘飘走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女性的感觉像鲜花一样在心里开放。
我18岁插队内蒙,18岁至30岁都是在塞北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县城度过。在农村劳动了两年后,我被上调到了县城工作,但是这一改变没有使我有多少兴奋。所谓县城,就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街,坐落着灰扑扑的百货公司,简陋的邮局,水泥地板的银行,以及零零落落的低矮破旧的店铺。进城赶集的农民拉着板车挑着担子在街上走过,猪、羊、狗“嗷嗷”叫着在行人脚旁穿行。城乡差别仅仅在于户口和粮证。
在这座小城里,对裙子的渴望绝对遭到遏制。有个勇敢的上海女知青,就像清朝末年第一个剪辫子的男子一样,偏要挑战一下小城千年以来单调的色彩,在一个夏日穿着裙子走上街头,结果是“逃”一样地回来,把裙子压进箱底,死也不肯穿第二回。后来听说,那天她所经之处,前前后后站满一街人,个个嘴巴张成大大的“O”形,目光齐刷刷盯着她下半身,然后就有人交头接耳嘻嘻笑起来:“看那腿多白!”、“要刮风可咋办?”,甚至有人还为了穿裙子需要不需要穿裤子的问题争辩不休。当时敢把裙子穿上街,真是需要安娜挽着渥伦斯基公然出现在上流社会公众场合那种勇气的。
尽管如此,但是爱美之心是那么顽强。夏日,美丽又凉爽的裙子着实是个难以抵挡的诱惑。那时,我在县中教书,住在校园内,也就是说,上班不需要经过众目睽睽的大街。于是就想尝试一下,其实带有投石问路的意思,鼓起勇气穿出去试一次,如没问题,后面就容易了,就可以常穿了。
我特地挑了条蓝色人造棉裙子,白短袖衬衫,进教室那一刻仍是忐忑的,不过还好,同学们只看着我愣了一下,班长叫“起立”后,全体目光也都平视了,我也就放下心开始了讲课。但当我转头在黑板上写字时,背后好像传来动静,一回头,奇怪了,怎么教室里的学生排成“梯形”?从前排往后排渐次高上去,每排学生的脑袋都在前排学生的肩膀上,第一、二排人是坐着的,第三排就伸长脖子,第四排伸长脖子加抬起屁股,第五排就胳膊肘撑着课桌半抬上身,全班40多双眼睛全在看我的裙子呢!这一课真是对不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好文章,裙子作梗,师生双方都心不在焉。铃一响,我便夹起书本落荒而逃。那天的板书全挤在黑板中间三分之一的地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躲在讲台后不敢出界所致。
“离开小城”就成了我的血誓之言,到哪去?上海想也不敢想,最后的结论是——哪里能穿裙子就去哪里。普通的裙子,对于我意味着开放和文明,意味着个人生活的自由。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中央下了关于专业对口、人才流动的文件。1978年,经过无数艰辛和周折,先生调到省城,然后替我找好单位,省人事局发出了商调函。那时调动不像现在“跳槽”那么容易,难在每个单位都不肯放人。所以我隔几天就要去县教育局求他们发回函。求人,至今都是我生平第一件恐惧的事情,更不必说跟那个捧着茶杯看报纸,每次都冷冰冰黑着脸的办事员打交道了。没有先生在前面递烟周旋,我无处躲藏,但就凭着被裙子压抑太久的心,一次次说服自己,跑,磨,说好话,终于在1981年5月拿到调令。到省城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买裙子,那时流行百褶裙和台湾裙。
30年人间沧桑,现在的小城早不是当年模样。裙子更是五彩缤纷,式样丰富……而我已不再穿裙子了。正如当初想吃,没有花生米,如今有了花生米,牙口又不行了。
太多的岁月,太多的色彩,一层层覆盖了裙子的暗淡记忆。只是在街上看到裙裾飘然神采飞扬走来的苗条女孩,心会不由微微一紧。蓦然回首,那寂寞的青春早已远去……(作者:王安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