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杨湘洪

　　浙江省委11月12日透露，经浙江省纪委会同浙江省委组织部、省外办调查核实，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察滞留他国不归，严重违反党纪政纪，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经浙江省委批准，浙江省纪委决定给予杨湘洪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即“双开”)处分。

　　就在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在11月初悄然回国时，几乎同一时期出国考察的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仍然滞留在海外，不知所踪。至此，“双开”处分似乎让“杨不归”事件告一段落了。然而，“带病”的杨湘洪为何还能率团出国？“双开”杨湘洪后，有关调查是否还会继续？对杨湘洪的“劝返”努力是否合宜？这些都是人们心中仍存的疑问。

　　回顾：杨湘洪的“不归”路

　　2008年9月19日，现年53岁的杨湘洪经批准率温州市鹿城区经贸代表团，赴法国、瑞士、奥地利进行经贸考察，交流活动。9月26日，杨湘洪称其腰椎旧病复发，没有参加原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公务活动。9月27日，代表团搭机飞往法国巴黎。次日，杨称已经约好医生看病，又没有出席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的会见和宴请。9月29日，代表团结束经贸考察交流活动按计划回国前，杨湘洪电话告知随行人员，称自己伤病严重需卧床静养，不能乘机长途旅行，后又托人带来医疗诊断证明。代表团其他人员均按期回国。

　　接到温州市委关于杨湘洪出国因病逾期不归的报告后，浙江省委领导十分重视，明确要求温州市委做好工作，劝杨早日回国接受治疗。根据省委的要求，温州市委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劝说工作。10月23日，又派出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医生，前往法国探望杨湘洪，并协助医治伤病。因杨湘洪关闭随身携带的手机，只能通过手机短信与其联系。此后，杨湘洪曾先后四次打电话给这位负责人，均强调自己病情严重，需要治疗。杨湘洪一方面表示待伤病痊愈后愿意回国，一方面又拒绝透露其具体住址，并以各种借口拒绝与温州市委派出人员见面，使人无法了解其伤病的真实情况。劝说杨湘洪回国无望，派出人员于11月11日返回国内。至此，杨湘洪已经滞留他国不归四十余天。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杨湘洪此次访法特别低调，期间欢迎宴会并非由侨团组织，而是“私人”朋友接待的，而报道侨团接待活动最多的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欧洲时报》，也没有报道杨湘洪来访的消息。原因是当地华文媒体没有接到邀请。

　　“劝返”：新模式还是马后炮？

　　最高检一位人士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2008年以来，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为什么采用劝返的方式？因为，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逃贪官，通过引渡、遣返等方式，不仅时间漫长，而且成功率也不高，正义往往得不到实现。”

　　据这位人士介绍，最高检的劝返方式一般是：贪官外逃后，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其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并承诺一些条件，希望其回国。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

　　这位人士举例说，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还不多，有司法协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屈指可数。即使有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协议，引渡和遣返也会受到许多限制。而许多外逃贪官，到国外后，并没有继续犯罪，追逃难度很大。

　　最高检这位人士说：“对杨湘洪完全可以采用劝返模式，这需要浙江省委授权，让劝返的人员‘权力’很大才行。方式有两种：一是如果还没有掌握杨湘洪的犯罪事实，就从党纪、政纪角度劝返，承诺回来后，可以继续担任原来职务，或者调任相应职务，仅作批评，不作处分。二是如果掌握了他的犯罪事实，就从减轻处罚角度劝返，并让司法人员参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刘仁文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对劝返模式作了初步的肯定：“要提出引渡，必须是两国间签署了引渡条约。而要和对方国家实行司法协助，同样会受到双重归罪、死刑不引渡(遣返)等原则的限制。如果没有掌握外逃官员的犯罪证据，不可能提出引渡，在这种情况下，劝返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教授沈亮则认为，要避免官员外逃，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加强监管，适时采取对策，如加强外出考察的监管审批，加强身份护照管理等。此外，还需建立透明账户制度等，防止贪官违法资金的转移。

　　网友则评论说，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就需要规范法律秩序，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如是，“与外逃官员谈判、承诺的劝返模式反而显得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