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采访陈锡添，在我真的需要勇气。

　　当我刚懵懂撞进新闻圈的时候，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陈锡添，已经以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闻名全国，而在这篇文章背后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敬业精神和文字才华更让我们这些年轻记者钦佩不已。于是，从那时起陈锡添的名字不仅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也同时记入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生涯的典范名录，成了我们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关注他就如同关注着中国新闻改革发展的进程，因为在此之后，他确又有许多行为在中国新闻史上都是首开先河。

　　首先是1993年年底，在中央的特批下，陈锡添所在的《深圳特区报》开始与香港的星岛集团合作，筹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报纸《深星时报》。陈锡添被委任为总编辑，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新闻从业者纷至深圳，投奔到他的旗下。据说当时他选人的标准极其苛刻，不仅要看才华，还要看形象。就这样也集纳了全国各省市的报业精英，办出了试刊号。而这张不上市销售、只给少数人看的试刊号居然获得了几十万元的广告收入，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号召力之强。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兼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总编辑之职。1999年，星岛集团因原老板破产而易主，《深星时报》因而停刊。这年9月，经中央批准，《深圳特区报》又加盟《香港商报》，陈锡添又被任命为总编辑。2000年，他还获得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

　　他这一路实干、创新与尝试的经历，该有怎样的付出与感慨？我很想知道。于是，当听说陈锡添正带领着《香港商报》一行人在天津采访时，我便有一种要采访他的冲动。经与有关部门领导联系，终于在他即将离津前最后几个小时得到了采访机会。但是面对这么一位业界同行、资深前辈、报业老总、优秀新闻人，我如同班门弄斧，该问点什么？我有些忐忑。

　　直到我在海信大厦52层的观光平台上，真的见到陈锡添总编辑时，他的平易、他的健谈、他的博学和他的亲切、自然、风趣把我所有的紧张都赶跑了。我的采访，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交谈便从这里开始了。

　　只见他站在观光平台上，向海河的对岸眺望，这一幕忽然让我想起，16年前他随邓小平在深圳采访时似乎也有从深圳最高处俯瞰全市市貌的情景，便问：“您还记得当时小平同志站在深圳最高处国贸大厦眺望时说的话吗？”

　　陈总编望向远处，不加思索地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老人家说，要实干，你们看这些高楼大厦，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这片高楼也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看得出，那时的每一个场景、每一段话语都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那整整5天的随身采访，更是让他终生难忘。

　　他记得，那是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点，他接到电话通知后赶到市委，被告知小平同志将在第二天到达深圳，由他负责随行采访，并特别关照：此事绝密，不得外传。小平到深圳一两天后，上头通知“不报道”。但陈锡添没有放弃采访。为了更准确、更清楚地听到小平同志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作为深圳市派出的唯一的文字记者，他都想尽办法“抢占”最有利地形，紧紧跟随小平同志左右，有时甚至成了小平同志的“贴身保镖”，还不时地在自己随身带的小纸片上把他老人家的话一一记录下来，在每一次活动的间隙，他还要找市里陪同的领导核实、了解实情。晚上再把白天的记录整理出来，几乎天天都要忙到凌晨二三点钟。

　　事后有许多记者问他，既然已经接到“三不”指示，即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为什么还会那么认真地采访记录？陈锡添说，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多年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直觉告诉我，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再加上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综复杂，姓“社”姓“资”问题的严重困扰，改革开放的脚步慢了，改革开放的前景迷茫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意义当然非同一般。特别是我听了小平同志的谈话，更感觉他根本不是来度假，根本不是随便在聊天，而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每句话的针对性、指导性都非常强。我想如果这个采访稿子不发出去，我会一辈子遗憾的。

　　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和对国际国内形势准确的分析以及对广博的舆论信息了解，让陈锡添抓住了最佳的报道时机。1992年3月26日，当《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后，如巨石掀起万层浪，国内国外媒体争相转载报道，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勃勃的舆论环境也迅速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高潮更迅速在中国兴起。直到今天，当人们再想起“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的时候，同样也会联想起记录下这个伟大“诗篇”的人——陈锡添。

　　陈锡添简介：

　　广东新会人，1941年2月出生于上海。原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编辑，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事新闻工作中发表通讯、评论、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100多万字。著有报告文学集《风采集》，主编《改革者的风采》。1992年采写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参与写作《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东方风来满眼春》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深圳新闻奖特别奖。曾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2000年荣获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

　　记者：的确，正像您说的“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在此之前您做了多长时间的记者？

　　陈锡添：我是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之后，先到了《湖北日报》工作，写评论、社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1970年为了解决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我调到了鄂西北的东风汽车公司(原二汽)设备修造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在《东风汽车报》(原名《二汽建设报》)工作，担任记者组组长。1978年，我回到老家广东，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主讲党史课程。虽说离开了新闻行业，但我在教学之余，仍没有停止写作，在各种报刊上继续发文章。改变我命运、让我重回新闻行业，其实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83年，我去了一趟深圳，一下子就被那里火热的建设场面感染了，就有一种冲动，一定要投身到特区的建设中去，重回到自己热爱的记者行列中去。我就去到《深圳特区报》毛遂自荐。结果很快调令就到了广州外语学院，但学院不愿放人，我就满怀激情地给院长写了一封长信，倾诉这些年来自己对新闻工作的热爱和执著，院长被我感动了，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记者：那应该是1983年年底，您又当记者了，那时您已经不年轻了吧。

　　陈锡添：我已经42岁了，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了中年，在工业部我就是一名普通记者，我上面有组长，还有副主任、主任，副总编、总编。我每天白天骑着自行车在企事业单位、村镇码头甚至大街小巷到处跑，完成我正常的采访任务，晚上我还去采访人物、写报告文学。因为回到我热爱的新闻岗位，我如鱼得水，工作十分努力，加上有些工作经验，发稿量就多些，稿件的影响力也强，个把星期还能交出一篇上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样工作半年多，我就当了工业部副主任，再过两年左右，又成了主管工业、农业、财贸等报道的经济部主任，1988年当了《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日班、夜班、总编室我都管。

　　记者：所以“邓小平南巡”这么重要的采访任务才交给了您。

　　陈锡添：当时，我常写些评论、报告文学、通讯等，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所以，当时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视察深圳，市委都曾指派我去采访。

　　记者：听说文章发表后，您一直在为自己删掉的几句话遗憾不已？

　　陈锡添：是，好多新闻媒体采访我，我都会对他们说，这篇文章我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小平同志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基本上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虽然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其实连贯性很强。“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是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但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我把它删掉了，我怕它太敏感，当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看，这些话也很重要，因为过去搞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人，影响了经济建设的速度。

　　记者：提起那时的采访，您还是会有很多感触吧？

　　陈锡添：感触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当时的思路非常敏捷、清晰，虽然他的话以闲聊天的形式说出来，但每一句话都是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不仅内容广泛、指导性强，实际上也构成了小平理论的一个框架。首先是小平坚决提出了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就为深圳的尝试和改革开放事业定了性，让大家安下心来搞建设。还有就是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些话大大鼓舞了人们敢想、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他还说，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要争论，不争论是我的发明，判断的标准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话都是我们这些年工作、建设的宗旨，对全国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都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记者：您的做法让我想起您曾经说过，新闻人应该“不唯上，只唯实”，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陈锡添：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唯上，只唯实”这句话是我在《新闻爱好者》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是从谈怎样报道突发事件入题的。一个突发事件该不该发新闻、如何发、怎么写，这类问题我们经常碰到。由于这些突发事件一般都比较敏感，把握不好度，往往会造成不该有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领导上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一般都掌握得很严、很谨慎。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上头的指示完全照办，领导审阅过的稿照发，领导说的话照写，这样做我们媒体就不再是“主动的工具”而是“被动的工具”了，有时也容易出问题。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在过去都遇到过，但我认为首先是真实，要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与上级某个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要及时讨论、沟通，在遵守新闻的纪律基础上取得共识，同时还可以有越级请示的权利，让新闻成为一个主动的舆论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工具。所以说，不唯上，并不是不听领导的指示，不是不遵守纪律，而是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不尊重事实，报纸的威信从哪儿来？中国现在的新闻越来越开放，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效果也越来越好，比如汶川地震期间我们的报道，就得到了国际国内民众的普遍好评，这就是一种进步。

　　记者：您很重视报纸的信誉，常常在强调报纸要反映民生民意。

　　陈锡添：对，现在国家也要求要多多反映人民的呼声。我们国家的老新闻工作者邹韬奋，他在办生活杂志的时候，老百姓买不到纽扣都可以问他的杂志。我们现在的媒体记者一定要了解老百姓的心声，报纸要关注民生。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媒体，他们要我题字，我都写过“唯真唯实”，“贴近民意”这些话。我认为这样才能提高报纸的公信力。

　　记者：与您交谈，我感觉您既了解国内外大的政治经济形势又对身边的各种信息报道涉及广泛，而且知识面、兴趣范围都很广，心态很年轻。

　　陈锡添：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老，作为记者知识涉猎面要广，既要有经验的积累也要有发展的眼光，还要强调是政治家办报，要能从政治的高度审视新闻事件的重要性，能够做到帮忙不添乱，这都需要不断地多学习。我就常跟我们年轻记者讲，你们天天早出晚归，千万要注意不要搞得入不敷出、库存空虚，每天只写那些老一套的东西。在工作过程中要学习、加油、提升观念、厚积薄发，在实践中学习了解政治形势，补充各方面的知识。我在报界从事了30多年的新闻工作，积累了些经验，对新闻的十八般武艺，消息、通讯、评论、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新闻体裁我都能写一点，编务上的各种长枪短炮，虽然不算是精通，但是我都会一些，这些都是学出来、干出来的。

　　记者：您现在是《香港商报》总编辑，您给自己的报纸怎样定位？

　　陈锡添：《香港商报》是“立足香港，沟通粤港和海外”，着力加强经济评论和经济专题报道，在商言商，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商”、“港”、“通”、“帮”。同时，“为商界代言，为商家服务”，在突出“商味”，注重“港味”的同时为港粤合作鼓与呼，为两地经济合作与交流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现在《香港商报》在全国各地设了很多记者站。

　　记者：这次您到滨海新区来采访，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陈锡添：感觉天津这几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完全是大都会的气派。特别是到滨海新区参观，更感觉这里已经成了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是一个高起点的改革开放综合配套实验区，发展建设速度令人振奋，发展前景一片辉煌啊。说起来我与天津还有特殊感情呢。我是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的老乡，所以我来天津就去了饮冰室，参观了梁启超的故居，然后又去看了广东会馆，不简单，百多年前我们广东人就在天津建了这么一个文化场馆，这说明我们两地人的渊源很深呢。还有你们的高丽书记，他是深圳市委书记时，我是特区报的总编，他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很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