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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批评家说我很“天真”
库恩在读博士的时候从事的是脑科学研究,据说其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一幅脑解剖图。他最初来华时,也是在科技领域为中国出谋划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在金融、政治等多个领域大展拳脚,因而得以从各方面认知中国的社会生活,并极力向西方传播着他的认知。在他和中国邂逅的二十年时间里,恰好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时,他因而得以见证了其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将之作为自己宣传中国的一部分。
记者:作为一个积极宣传中国的学者,您在西方会有孤独感吗?
库恩:会,但是我喜欢这种孤独,同时我喜欢和人论战。有的西方批评家说我是一个“天真”的外国人,被中国政府操纵了。我并不会觉得被冒犯,但是我会和他们辩论,用事实来说话。其实在美国有很多民众和我联系,虽然他们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们对于我试图介绍真实中国的行为是赞赏的,这些民众没有强势的话语权,不像那些批评家一样。
记者:2000年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了纪录片《探索中国》,那是您投资制作的,九年过去,当您在写《中国30年》这本书的时候,在对中国的介绍方面,您的侧重有什么变化?
库恩: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2000年时,我们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因此关注了城市工人、农村的进城务工者,还有企业等等。而《中国30年》是更全面地介绍改革开放在不同领域内产生的影响——比如我在书里写到了互联网、电影、卫生等领域,有些影响在九年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举一个例子,在2000年时我们关注的是上海的发展,对天津还没有那么多关注,但现在天津已经有成为中国北部经济发展中心的趋势。所以说,这本书里涉及到的很多东西,和多年前比起来都有突破,展现的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提升的过程。
记者:您还能记得在初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什么样的认知吗?
库恩:那时候出于个人兴趣和工作的原因,我对科学和投资银行以外的事物是不大关注的,包括中国在内。那时我只知道,在过去的几千年它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当时的发展程度已经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我还听说,在“文革”时期中国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发动革命,同时内部有很多斗争。所以我以为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国家。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发展非常活跃,但我在来之前都不了解。
记者:您看奥运会开幕式了吗?对于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变化的您来说,对此是否有特别的感受?
库恩:曾有高层领导人邀请我去现场看奥运会开幕式,并表示这种邀请不仅仅是礼节性的,而是真诚地希望我能去。但是我说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参加开幕式,那么《中国30年》这本书就写不完了;二是在家中加快写作。遗憾的是我只能选择后者。当然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开幕式,印象非常深刻——在书中我也谈到了它。我认为它非常成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反映和总结,反映了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也是中国的实力和创造性的完美结合。
中国的领导人如何思考
库恩在《中国30年》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主旨就在于,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给出证据,并且作出理解。”
库恩认为,这些年来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转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最根本的变迁,甚至超过了其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因而探究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与想法,为消除误解、研判其发展趋势找到现实依据。
记者:听说最初有人提议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觉得难度太大,难道它会比《江泽民传》更难写吗?
库恩:我曾觉得不太可能把《江泽民传》写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利用二手信息——比如媒体的报道——来写书。但最后我很荣幸地获得了几十个采访机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那本书,所以我感到非常自豪。对于《中国30年》这本书,真正的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非常短,而且最初我想不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写。我知道,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去写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的话,西方读者是不会感兴趣的,因为他们不大关注中国的历史。由于我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信任,所以我不想写作一本二流的作品,因而当时要多考虑一下。还好,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采访,我获得了一些很好的材料,而且确定了书的写法,既写纵向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有横向的介绍,即中国现在正发生的事情对其未来和西方有什么影响,这是西方读者感兴趣的。随后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写了出来。
记者:我看到书后面有长长的致谢名单,其中大多数人接受过您的采访,那么在选择采访对象的时候,您遵循什么原则?
库恩:我需要强调的是,我和他们是在交流,是讨论和学习的过程,不是在采访。因为我不是一个记者,不是简单地问一个问题,并期待得到一个答案。我是在真正地思考,希望深入下去。写这本书时,有一些领域是我此前没有涉及过或者涉及得比较少的,包括互联网、卫生等等。我希望能和每一个领域的专家或领军人物交流,了解其发展状况。
记者:《中国30年》的封面上有一行英文,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我觉得“如何思考”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因为您是一个脑科学研究者。
库恩:我认为把“中国的领导人如何思考”这个话题讲给世界听,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西方人对中国领导人存在简单化的成见,认为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要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我所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向世界展示他们的真正形象,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他们。我并不是浮皮潦草地关注表面现象,而是透过表面去挖掘深刻的内容,包括他们的成长背景、在“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其在职业上的发展等等。同时我不仅和政治领导人有交流,而且和思想界的学者、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有广泛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他们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在西方有很多人在做类似工作,但是在介绍他们如何思考方面,我所做的事情是比较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