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湖北公安县政府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服务中心、企业抽什么烟、抽多少、完不成任务如何处理等,出台“红头文件”予以“明文规定”。据此,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价值近400万元。该县有关人员解释说:公安县每年烟草税收流失很大,出台指导性意见意在引导公务人员为地方经济做贡献。(5月3日《楚天都市报》)
三年前,湖北汉川市政府办通过红头文件给市直机关和各乡镇农场下达喝酒任务,“糊涂酒”遭遇舆论炮轰;去年,贵州德江县委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到本地新开发的“扶阳古城”旅游;今年,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替开发商卖房……现在,公安县又出现了“红头香烟”。一些地方“红头经济”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
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强县的行政冲动,或许是“红头经济”的唯一行政解释。但是在国务院法制办反复强调全面清理现行红头文件、公款吃喝和公务消费庞大且持续受到舆论诟病、全社会倡导戒烟限烟为自己也为下一代负责的宏观背景下,无论是此前的红头文件卖酒、卖房,还是现今公安县卖烟,都显然立不住脚。公款消费、权力寻租、官商合谋都只是“红头香烟”上的或有可能,公权的臆想也只是“红头香烟”面世的一个方面,频现公共视野的“红头经济”所全面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基层权力生态。
理论上讲,在民主法制不断深化的社会人文环境中,越是在基层,各方利益的博弈越充分,一些不靠谱的红头文件越容易流产。但现实中恰恰相反,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古怪而强势的红头文件却常常招摇过市,不只普通民众的意志被红头文件所绑架,即便是身处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亦难以幸免。一方面民意在决策层面失语,一方面某些公共权力傲慢无羁,两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一种畸形的基层权力生态。
其实一定意义上说,民意在某些基层层面的失语,更多是被动的,否则就不会有这些红头文件所引发的争议了。
公权的政绩欲望与主观臆断一旦结合,就保不准会有荒唐的文件出台。而遏制这种荒唐现象,显然不能靠媒体一次又一次的曝光和舆论一轮又一轮的批评,直至审丑疲劳见怪不怪,根本的解决方式还在于:一是加快政府从区域经济主力军的角色向公共服务主力军角色的转变,改变目前基层官员的考核体制;二是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让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普通公众能够制约权力。否则,红头文件除了主导烟酒之外,还有主导任何领域的可能。
作者系大学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