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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人口普查,是把人口数量一算了之吗?
普查数据对解决入托难、看病难,有具体的帮助吗?
是否延长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制定会参考普查结果吗?
人口普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
解读之语录
□“我觉得对退休年龄的问题,普查数据会提供很重要的依据,包括人口的健康状况、就失业状况等等。”
□“比如瑞典等一些小国家就利用身份证统计信息,就不用进行人口普查了,但中国现在不行。”
□“如果(从普查数据上)发现男性比女性多很多,这就会引起人们很大警觉,就会让出生性别比例尽快恢复正常。”
□“调查房子当然要调查各种设施,反映房子质量,不能只看平方米数。”
近日,被称为“13亿人总动员”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大张旗鼓地启动。
随着人们陆续“被普查”,一些特殊的现象陆续成为焦点:普查员遭遇“入户难”“找人难”,房产调查成为比较敏感的问题,有些公民不理解,填写收入来源、婚姻状况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意义。
对“动静”这么大的普查,公众有一系列疑问:为什么要进行人口普查?调查后统计出的相关数据,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男女比例、“住房内有无厕所”这样的统计,是莫名其妙,还是会对今后相关的政策制定有重大的影响?房产调查会让被调查者落入“房产税‘陷阱’”吗?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共有九位学者受聘为咨询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是其中之一。他是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学术带头人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曾于2005年获中国人口学界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带着上述问题,本报记者对翟振武进行了专访,从最通俗、民生的角度,来解读这次普查。
今年,翟振武已经是第四次参加人口普查了。1982年,刚毕业的他参加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当起了普查员,到普查站给群众发普查表,并指导他们填表。1990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工作的他,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第四次人口普查专家顾问组的成员,为人口普查工作做专家咨询性工作,征求群众意见,设定组织方案和普查条例等,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也是如此。
翟振武说,他们从两三年前就已经着手准备这次普查了,包括设计方案、准备问卷等。
在这次普查中,大部分人做的是短表调查,但也有部分人会做长表调查。“将有百分之十的人抽到长表调查。短表是最基本的,长表则更详细,有四十多项。”
翟振武说,这次普查的项目征求了各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参与的面很广,经过讨论、筛选、反复测试,最后保留了现在的项目。翟振武说对于13亿的人口而言,在调查中增加项目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每添加一个项目,就要多出来几十亿个字符,这将是巨大的工作量。
专家们也有分歧。“人们都想把自己想调查的项目放到普查里,但最终放进去的少之又少。有很多专家提出要调查健康状况,增加项目,卫生部也愿意啊。但最后只有一项:健康自评。还有关于普查房子,有很多内容可以查的,但现在只查了这些项目。有人曾建议能不能查那种大的空房子,但最终没有加上这个项目。因为普查空房子的话,难度更高了,数据质量不一定有保证。普查毕竟不可能有太多项目,要不就把主题给冲散了。再者,如果问题多的话,就没人来回答了。”
普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需要光电扫描输入数据,所以普查用纸就不能采用普通纸,仅这一项就花销不菲。因此这次国家拨款80亿元,在财力上给予普查很大支持。翟振武说:“1982年时,人们都是义务去普查,现在不行,要给普查员一定的补贴。北京某个区的普查员还发围裙——为了让群众开门,就得给群众发围裙。这也得拿钱买啊。”
一户户地敲门普查,对于普查员来说的确不是件易事。其实很多人在疑惑,既然咱们有户口本、身份证,为什么不能通过统计这些信息,来完成人口普查呢?翟振武说:“这种想法是对的。比如瑞典等一些小国家就利用身份证统计信息,就不用进行人口普查了,但中国现在不行。第一,身份证的信息太少;第二,身份证现在还覆盖得不全;第三,超生的小孩不去登记,去世的老人也不登记,那么数据就会失真。”
对有人提出利用网络、邮寄来进行人口普查的建议,翟振武说:“这些我们也讨论过。网络只是部分人在用,虽然咱们周围人人都在上网,但全国也就三五亿网民。另外,网络调查被证明更不容易开展普查。美国用邮寄的方法完成百分之五六十左右的普查,但在咱们国家用邮寄方式的话,不方便,因为很多地方的楼房变迁太快,很多地方还邮寄不到,所以这些调查目前在中国的应用不太成熟,只能入户调查。”
翟振武仍然还记得1982年他参加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情景。“那时候当普查员比较容易,群众都非常配合。有时到一个地方后,群众都排队等着填表。普查员入户调查,人们会把我们请进屋子,倒水、聊天,不管我们问什么,他们都会如实回答,积极配合。不像现在,有时门都敲不开。”
提及现在人口普查比原来难度大,翟振武说出了一个颇令人意外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时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占用别人十几分钟进行调查,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人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大家都很匆忙,所以都不愿意被普查。人们并不是只排斥人口普查,而是对各种普查都不愿意配合。”“另外,1982年那个时候,大家对一切都很坦诚,相互之间都很了解,没有什么保密的。但今天,我觉得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比以前强多了,有很多问题不想让别人知道,比如说房子多大、收入多高等。”
1982年的那次人口普查,误差率仅仅为千分之零点几,而国际上通常的误差率在2%-3%,因此那次普查至今都被视为范例。“这么高的普查质量以后不太可能再出现了。”翟振武淡然地说,但是他相信随着人们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对普查的配合程度也会越来越高,普查质量也会比现在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