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解读之民生普查能不能解决入托难?
也许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你能否顺利就业,能否晚几年退休,能否获得足够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其实都和人口普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人口普查得来的数据,对国家制定诸多政策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例如人口的健康状况、就失业状况等等。
《城市本报》(以下简称“本报”):人们一提到人口普查,第一反应就是算算咱们国家的人口又增长了多少,您觉得在这次普查里,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吗?
翟振武:当然是。人口数是最基本的数字。如果这个数字都搞不清楚的话,国家怎么建设?人口每年增长多少,死亡多少,是国家最基本的信息。三年前,北京的“金猪宝宝”出生了一大批,所以今年北京幼儿园就特别难上。如果通过普查,各个年龄段的人数我们都了解了,就会得知今年三岁的孩子会特别多,那就可以早筹划建设幼儿园。三年以后,上小学的人也会特别多,还得多建些小学,再过六年,就要多建些中学。另外,还要多建设儿童医院,包括将来还要建设老年医院。这给政府提供了最基本的建设数据。
本报:那数据反馈能不能细化到这样一个程度:比如天津某一片生活区有多少人口,然后根据统计,得出这里需要多少医院、学校,然后与现有的数据进行对比?
翟振武:我觉得会细化到每个城市的每个地区。普查是全国组织,但从各省市实施,各个城市都会自己拿到数据再规划,利用普查信息来建学校、医院。
本报:您刚才说到幼儿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曾表示,“现在城市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就与第五次普查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回过头来看,上一次普查数据里还有没有类似的,因为失真而导致对现行政策有影响?
翟振武: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在2000年进行普查时,低年龄组漏掉了0岁到9岁之间的一些孩子,但主要是在农村漏掉——因为超生。但幼儿园建在城市里,所以并不是当时估计不足而造成幼儿园建设不足。今年上幼儿园的都是三岁的孩子,2000年普查时,还查不到他们,最近七年以来上幼儿园的情况和上一次普查没有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最近几年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他们也把孩子带到了城市里,比如现在北京有大批流动儿童,他们也要去幼儿园,所以城市的幼儿园能不紧张吗?
本报:不久前社会一直在讨论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您觉得这次普查的数据,可能会对相关的政策产生影响吗?
翟振武:我觉得对退休年龄的问题,普查数据会提供很重要的依据,包括人口的健康状况、就失业状况等等。如果发现很多老年人到六十岁后,仍然从事着有收入的劳动,身体仍然健康等等,有可能退休年龄就会推迟一些。因为他们也是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不能造成人力浪费。
本报:人口普查获得的数据,将来能有什么用,有的可能好理解,比如人口总数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但有的如男女比例这样的数据会有什么具体用处?
翟振武:现在人们估计,未来二三十年,会有3000多万男子“剩余”。如果(从普查数据上)发现男性比女性多很多,这就会引起人们很大警觉,就会让出生性别比例尽快恢复正常,要不将来剩余男性太多的话,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普查后,我们至少就会得知每个年龄阶段的男女比例、数量,就好制定政策。比如在1985年到1990年,出生人数特别多,而现在这些人都在20岁到25岁之间,马上就要结婚生孩子,所以就能预计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他们对房子的需求量会大幅度上升。
本报:但是这次有的普查内容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大,比如长表里包括有无厕所、厨房这样的调查,很多人不太理解,汇总这样的数据,将来会作为什么政策的参考呢?
翟振武:我觉得住房问题对人们来说最重要,所以要了解住房情况,反映出生活水平和居住现状,比如说有多少房屋用燃气,多少用煤、稻草类的燃料。再比如厕所,有多少是带抽水马桶的,有多少住房是没有厕所的。调查房子当然要调查各种设施,反映房子质量,不能只看平方米数,比如一个山里的农民,他的居住面积可能比城市人的还大,但一看别的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说明居住质量还是很低的。
本报:过去十年正好是房地产市场拼命发展的阶段,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才在这次的普查里增加了相关的内容吗?
翟振武:我觉得倒也不是。房子反映人们居住状况,是衡量是否达到小康水平的标准之一,各国都会调查,比如在美国的普查里很早就有相关内容,所以并不是说最近几年房地产发展怎样(才添加相关调查内容)。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里,就有关于房子的调查内容了,和目前这次的普查目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