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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之普查焦点:计生委和工商局不能以普查数据为罚款依据
普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公众的不配合,对房子等调查内容还心存疑虑。人们的隐私意识已经具备,法律与公民意识尚不足,人口普查的难度,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在增加,重现1982年的经典调查几无可能,但翟振武认为,普查的难度并不会一直增加下去。
本报:第一次与第二次人口普查,面临的是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久这样的背景,国家急需获得人口信息。但时至今日,人口普查已经开始为可持续发展考虑,能不能说,人口普查已经从被动式的变为主动式的了?
翟振武: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从1990年开始,我们按联合国推荐的惯例,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搜集信息就会常态化,不是说像以前那样临时有事才普查的。
本报:但现在社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每十年进行一次普查,您觉得这个频率有必要调整吗?
翟振武:我们每十年进行一次普查,中间逢五年就进行一次百分之一的人口抽样调查,另外每年还进行一次千分之一的人口变动调查。所以我觉得这三套调查组织起来,对人口的基本信息还是能够把握得住的,不需要进行更多改变。
本报: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被很多人视为范本,您觉得还有可能再出现那样的情况吗?
翟振武: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出现。因为那时群众很配合,我们也是义务地去普查,不要报酬,组织上也很严密,当然质量很高。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很多人不愿意配合,即使进了家门,也不愿如实回答。再过三十年,普查难度会越来越大。
本报:其实很多人不配合,是担心因为调查,让自己的超生、拥有多套房产这样的事情被掌握,将来有可能面临罚款、被征房产税这些问题。这次普查中,对被调查者的信息严格保密,是不是也意味着,对相关的政府部门,也不能公开被调查者的具体信息,而只提供宏观数据?
翟振武:不能。普查后,所有的信息都留在国家统计局里进行汇总——这些信息没有个人名字和地址,所以无非就是计算平均收入等数据。这次普查规定里都写了,普查结果不用于其他任何目的,而且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得以普查的数据作为罚款的依据。比如计生委和工商局,就不能以普查的数据为罚款依据。
本报:有人对被访者的诚信程度和最后的调查结果有怀疑。因为如果有一些被调查者没有如实回答问卷的话,就会造成人口普查数据错误。如果作为评判标准的数据不可靠的话,如何解决呢?
翟振武:普查里的绝大多数项目,大家都会如实回答。任何调查总有误差,但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对人口形势的判断。有的内容会误差较大,比如收入,凡是低收入的人一般都会如实回答问题,但是收入高的人却不一定会如实回答,但这并不影响大的方面,要做具体分析。
本报:社会在发展,科技条件在改善,公民隐私意识在增加,但这些无形中加大了普查难度,社会进步和普查难度之间,应该是这样成反比的吗?出现这样的普查窘境,您认为是咱们特殊的社会情况导致的?还是别的国家也会面临类似问题?
翟振武:在国外,人家很清楚这是公民的义务,所以很配合普查。比如在美国,人们都不拒绝普查,每个人都会认真填好每封信,然后邮寄回去。美国的人口普查制度比较成熟,既保护隐私,公民也有很好的法律意识。咱们的国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要配合普查,但很多人有隐私意识,却没有法律意识。我们这方面意识比较淡薄,认为普查就是普通的检查,所以不开门的情况才出现。再过些年,人们法律意识强烈了,就会配合普查了,普查质量就会比现在高得多。另外,流动人口如果定居在城市里了,也会降低普查难度。现在正是经济发展阶段,也是人口普查越来越有难度的阶段,但并不是说,以后会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