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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档案经毛泽东、董必武鉴证
包括《重庆报告》在内的“一大”档案回国以后,为了考证这批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帮助下,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这批俄译稿翻译成中文,连同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958年陆续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六、十号上,送请中央领导同志审查。
毛泽东主席审看《中国共产党宣言》(《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后,于1958年6月3日作出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的批示,间接证明了这批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档案的真实性。
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派陈铭康和李玲把关于“一大”的三个译稿文件送到董必武同志那里,请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亲自鉴定。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这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亲历者,董必武认可了这三件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也间接证明了从共产国际带回的这批档案的真实性。
随后,中央档案馆通过对一大批中共早期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作出结论:“上述材料均足以确证董必武同志判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比较可靠’是正确的。”
1961年,中央档案馆又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译成中文。在经历了严肃认真的研究和精心缜密的考证之后,1982年,中央档案馆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1959年9月5日)、《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同时附录了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的来源和初步考证》。
据此,中央档案馆确认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成为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
《重庆报告》的未解之谜
数十年来,学术界运用这批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研究已大体清晰。但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仍然多有迷雾,有关《重庆报告》的研究仍成果不多,其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因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没有四川代表;二是有关“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档案、文献资料亲历者极少;三是关于这份《报告》的研究,除北京、四川、重庆的少数学者有所涉及外,研究者极少,研究进展亦无重大突破,以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至今仍被称为“四川地方党史中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甚至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这些迷雾主要是: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报告是怎样送达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什么联系?这个组织的成立时间、组成人员、组织性质、区域分布、创建过程、主要负责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组织的关系、自身特点等等。
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至今还迷雾笼罩的重大课题———《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研究,再一次提到了我们面前,期待彻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