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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愿意拿日本的地震海啸说事,但本文的观点,不可回避那里。
有几个事例可以作为佐证:一,医护人员抛弃病人的逃离;二,五六天之后,死亡者依旧抛尸荒野;三,菅直人说自卫队员是怕死鬼;四,外国救援队的撤退和回避.;五,死亡人数将在2万以上.....这一些,一段时间曾掩饰在媒体渲染的“井井有条”之中,但夸耀和沮丧,不久以后的今天,皆判若泾渭。
也许我们可以忘掉汶川忘掉玉树,也许我们可以无暇顾及云南盈江,但截然不同的救灾意识、救灾方式和救灾效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的反思和强烈的比较。
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里,其最明显的价值形态是一切以自我价值追逐为最高目标。因此,除了舆论压力下的被动救助,谁都会把保护自我、漠视他人当成天经地义。在这个最高价值观的笼罩下,什么政府意志、道德约束,都显得软弱无力。外国救援队的撤退事关国家声誉,何等大事?但他们想撤就撤;医生救死扶伤何等神圣?但他们想跑就跑;对死亡的敬畏原本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就算为了环境不受污染,也应该收殓亡魂,但他们熟视无睹;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他们对首相的命令竟然充耳不闻。这一些,其实就是个人意识的极度膨胀,大局、大义、大家,在心中十分微渺的真实体现。
我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全民动员机制,而这个动员机制,是基于以下方面的。第一,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架构。尽管贪腐横行,但我国的各级官员,在灾难面前所体现的巨大组织能力和指挥智慧,是十分优秀的,并且上至国家元首、下至街道村委,都有身体力行的作为和视死如归的气概,这是国外无法比拟的;第二,我们有一支宗旨鲜明、纪律严明、特别能战斗、特别敢牺牲的人民军队,在这支队伍里,只有八一军徽、南昌军魂,而不是一个个的约翰或者史密斯;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的是共同奋斗,尽管“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正在日益冲刷这个价值底线,但大多数人们还没有忘怀三十年前的那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第四,几千年的道德熏陶,能让我们在灾难面前,忘却愤怒和仇恨,把灾难当成天敌、当成唯一的敌人。这一些,就是我们的唐山、汶川、玉树能在废墟中快速崛起和耸立的根本原因。
不要梦想什么西方的民主,那不过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只有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是这么强大。(文/夏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