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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力看来，精神卫生领域诸多问题的要害在于精神卫生法迟迟未能出台，以至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有效救助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她透露，从1985年开始起草至今，历时26年，精神卫生法至今仍未出来。什么原因导致这部法律难于出台？
“首先难在思路的转变。”马力说，要建立以精神病患者最终回归社会、自食其力为宗旨的治疗思路，降低精神病患者残疾率，转变收治观念和方式。要打破精神病医院诊疗的局限，由专业医院向综合医院转变，综合医院应设置精神卫生科，有利于较轻患者不脱离社会治疗。要由专业医院向社区转变，重症急性患者在专门医院仅封闭治疗3至5天，清醒后进行开放式巩固治疗，15至30天就可出院，随后在社区进行康复矫治，参与社区活动，3至6个月就可回归社会。
马力认为，消除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至关重要，精神病人首先是公民，同时又是与躯体病人一样的病人，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从入院、治疗、出院到康复等，都需要法律明确对其权利的保障，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格尊严。改变目前以封闭式治疗为主，限制其自由的医治手段和方式，确保在医院治疗期间，病人有通讯、会客和司法救助等权利，消除“精神病院成为限制正常人身自由”场所的隐患。
“立法的第二个难点是对非自愿的收治和出院环节上。”马力说，对精神疾病患者收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愿入院患者，有认知能力，自己决定入院和出院;第二类是保护性强制性入院患者，民法通则规定的“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由单位、近亲属等承担;第三类是保安性强制性入院的精神病患者，指肇事惹祸的患者，由公安部门强制收治。
目前争议最大的是“强制性入院患者”。据马力介绍，精神病的发病机理很复杂，目前发现的就有3000多种原因，而现有医学诊断仪器和方法又比较简单，很难准确判断精神病的患病程度，很多指标靠人为观察和询问来判断，与医生医疗水平和从医经验有关。也就是说，对精神病人的判断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出台，监护人或监护单位或精神病院等相关群体、单位，一旦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或利益矛盾时，就可能会使“强制性”精神病患者在收治和出院环节出现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