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国《婚姻法》历经数次修改和解释。

　　意义

　　有助于改良婚姻观？

　　尽管饱受争议，但鲁英也认为，新司法解释已然有其明显的进步意义，对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已严重扭曲的婚姻观有改良作用。

　　鲁英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高房价直接影响了适婚青年，‘80后’没有房屋资源，只能依靠父母，问题是房子产权不明确。在年轻夫妻的财产中，常常是有父母一方或双方的财产，按照民法原则，离婚析产时，应把父母的部分分出去，但这在《婚姻法》中，却是模糊的。”

　　鲁英表示，她非常赞赏新司法解释在这方面的突破。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一方面它保护了父母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比较尊重父母出资一方赠与意愿，对财产所有人的保护，符合我国民法、物权法的精神。同时这是对现实婚姻反映物欲的抨击，对青年夫妻创业的鼓励。”

　　“新司法解释是对社会道德环境的一个指导，它使婚姻少了一些杂质。父母可以给子女买房子，也可以不给你买房子，也可以鼓励女方父母买房子，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这是非常好的！”

　　“《婚姻法》是对已婚男女的保护，不是专门维护女性权益的法律，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条款对妇女进行保护，这需要不断推进。但从整体来看，这个司法解释肯定还有不足的地方。”鲁英说。

　　纠结

　　让婚姻回归爱情太难？

　　事实上，司法解释(三)已是新中国《婚姻法》的第六次更迭。鲁英认为，每一次《婚姻法》的更迭，都体现了婚姻应当“爱情至上”的立法思想和时代影子。1950年的《婚姻法》让男女双方的地位得到彻底的改变和平等，禁止童养媳，主张一夫一妻制，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婚姻自主的法条，具有划时代的社会进步意义，当时的舆论也是一片赞美声。

　　该法律随后引来大规模的离婚潮，鲁英透露，1950年到1951年，全国共有超过100万对夫妻离婚。但这是中国最“山楂树之恋”的时代，青年男女结婚大多数是以爱情为基础，大家从不合理的婚姻中挣脱出来，追寻新生活和爱情。

　　随着社会的变化，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男女双方结婚时，政治的导向越来越明显，逐渐脱离了“以爱情为基础”。鉴于现实，1980年，新《婚姻法》应运而生，被认为是一场“婚姻还俗”运动，立法者本着“婚姻感情至上”的原则颁布法条，希望婚姻与政治脱钩，回归爱情；于是离婚判决书上，都有“感情基础还未破裂”或者“感情已经破裂”的字眼，作为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贫富差异增大、物欲横流、小三等问题，常常让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成了“回不去的美好”。其后，中国福利分房政策终结、房价高企也让房屋产权问题成为当代夫妻必须面对的纠结。2001年《婚姻法》的修订以及随后最高法院出台的三个司法解释，对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定义更加明确，婚姻与财产已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

　　鲁英认为，离婚再依照“感情破碎与否”进行判断已不合时宜，婚姻中有太多杂质，“我原本也支持婚姻应感情至上，但感情是非常抽象的，在实际操作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太大，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在其他国家的婚姻法律中，感情基础都不是婚姻的决定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结婚、离婚无论以什么为基础，只要没有损害第三方利益，法院就不能干涉，人家为政治也行，为房子也行，像很多老年人再婚，他们没有性，仅仅为了找个伴，现在还强调感情基础，无疑是有瑕疵的。”鲁英认为，这正是《婚姻法》的理想与现实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