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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不救欧洲与道德无关
如同让一个刚刚吃上稀饭馒头的穷人借钱给一个欠了大笔债务但仍不想放弃山珍海味的富人一样,中国该不该救欧洲的话题,不只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争论,也触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式的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人给主张救助的人扣上了“汉奸”的标签。
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人士也站在道德的角度,给中国援助欧洲施加压力。有观点认为,美国和日本都深陷危机,中国这个有着3.2万亿外汇储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分担一些全球的苦难。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甚至为此寻求到了经济上的支撑点,那就是债权国必须分担一些债务国的负担,因为它们从向债务国的销售中获益了。
对此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指出,主张中国要为希腊问题负责的理由很牵强。要记住欧洲仍然是一个富裕国家的联盟,而中国的储蓄是很多穷人的储蓄。从逻辑上说,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分担负担是有原因的。“沃尔夫先生忘记的是,债权人不介意支付第一张支票,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支付第二张、第三张乃至所有未来的损失。这是一个道德风险问题,需要‘硬预算约束’。”
站在更理性的角度来看,与对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而投入的人道主义救援不同,对欧洲经济的援助,其实与道德无关。正如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刘剑雄所言,国际经济领域根本不讲究“助人为乐”。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爆发债务和货币危机,美欧方面索取的救援条件,真正地体现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新育日前撰文指出,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美国牵头组织40亿美元救援资金。这40亿美元包括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作为美国国防部战略储备石油)的预付款10亿美元、中央银行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农产品的贷款10亿美元。
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10亿美元预付款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墨西哥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政策,宣布将对美国出口石油占墨西哥石油出口总额比重从52%提高到72%;另一方面,索取了高额折扣,使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这笔贷款实际利率超过30%。
更有甚者,美国在救援协议初稿中还要求墨西哥为获得救援资金支付1亿美元的服务费,只是由于墨西哥方面不惜中断谈判以示拒绝方才作罢。“欧洲上世纪80年代向重债国家、90年代向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国索取的条件,与此相比,不相上下。”
2010年春晚,赵本山小品《捐款》里有句台词:“美国人牛成啥样了,不也上咱这儿借钱来了吗?”镜头扫过,台下满是会心大笑和鼓掌的观众。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借钱就是求人,总要有个适当的姿态。
但事实上,一贯傲慢的欧洲人并不愿意为了获得资金放弃所谓“原则”,甚至不愿意放低姿态。在他们看来,中国是否掏钱救助欧洲,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的一种选择,是你情我愿。
“如果中国只是来做慈善,我们不会同意的,这不是做慈善的事,中国买美国国债也不是做慈善。”在刚刚结束的财新峰会上。欧洲联盟驻中国和蒙古国代表团前大使赛日·安博表示,如果中国判断欧洲债券没有利益就不会买。世界上有足够多的钱来买欧洲债券,所以我们也不担心,会有钱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自救的话,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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