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摄影朱建国出生于1953年的邓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他笑称，这都跟他喜欢乒乓球有关，他甚至认为，他写作时保持的旺盛精力，也离不开几十年的乒乓球运动，

　　“写作是一场马拉松赛，不是百米短跑，要打持久战，没有一个好身体，是不行的。”

　　爱文学的邓贤曾有一个关乎体育的愿望：想当乒乓球世界冠军。

　　小时候的邓贤，除了想当作家外，还有一个跟文学丝毫不沾边的梦想：“当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争夺世界冠军。”

　　两大梦想

　　当世界冠军做大作家

　　邓贤告诉记者，他小时候有两大梦想，“一是做一名大作家；另外就是当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争夺世界冠军。”邓贤很早就表现出在乒乓球运动上的天分，小学一年级进校队，小学四年级得到西城区少年冠军，1969年上初中的两年间，他作为主力两次夺得成都市中学生乒乓球团体冠军，并进入少体校。1970年，他被选拔到专业集训队，“我的教练是省男队的王渝龙指导。我当时非常努力，就是奔着要当世界冠军去的，那也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

　　然而，就在邓贤向着冠军梦努力的时候，他却被通知不能再参加训练。“我清楚记得，1977年的一天，我在工地上为大家读报纸，突然读到一条中国选手杨莹获得第3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冠军的消息，杨莹正是当年和我一起在集训队训练的女队员。当时我心里百感交集，简直要晕过去了，如果不是心理素质比较坚强的话，真的不知道会怎样。”他暗暗下定决心：我这一生，一定要把我自己乃至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表达出来，写出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样的记录时代的作品。

　　乒乓球世界冠军梦碎了，邓贤的梦只剩下一个：当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从下乡当知青之日起，他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七年从未间断。1977年10月，邓贤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的他开始认真备考。他和几个知青共用一本教材，连平田、改土中间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复习。12月10日，邓贤直接从工地去了考场。先考语文，作文题目有两个，一是《青松赞》，一是《攻书莫畏难》，考生可任选一个。“我用70分钟一气呵成了一篇《青松赞》。写完后，看到离考试结束还有很长时间，就把《攻书莫畏难》这篇作文也做了，我还特别在文后注明：考试作文以《青松赞》为准。我甚至还写了一首感慨考试的打油诗。”

　　那一年，邓贤的高考作文分数满分，被《云南日报》全文发表。“我此生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竟然是我的高考作文。这件事给我的写作带来很大的信心。”邓贤的语气里带着自豪。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让还未进入云南大学学习的邓贤，已经在学校成了名人，被直接任命为中文系77级学生党支部书记。写作课老师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为教学范文。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邓贤根据老一辈作家航鹰的短篇小说改写成的电视剧本《明姑娘》，播出后获得了全国首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当时全国仅5位获奖者。奖品是一台小收音机。

　　“王小波从来不洗衣服，但他的不洗衣服不等于不讲文明，人们看见他把脏衣服一件件抖出来挂在树枝上，让热带的瓢泼大雨充当自动洗衣机。”

　　作家邻居

　　与“野牛”王小波的交集

　　值得一提的是，邓贤在云南边疆当知青时，与大名鼎鼎的北京知青作家王小波有过近距离接触，“我们同在十团三营，只是我是五连，他在二连。我当时做司务长，每月要去到河对岸的二连打米拉谷糠。二连后勤班有个很有个性的北京男知青，外号叫‘野牛’，常常高视阔步特立独行。他有许多‘怪癖’被当作趣闻暗暗流传，比如野牛很懒，男知青中懒人很多，但他却懒得与众不同：他从来不洗衣服，但他的不洗衣服不等于不讲文明，人们看见他把脏衣服一件件抖出来挂在树枝上，让热带的瓢泼大雨充当自动洗衣机。后来他又发明一种自动洗被子的办法，将被单用图钉钉在木桥上，任凭河水冲刷数日然后捞起来晾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酷’，很另类。当时还听说‘野牛’读书极多，出口成章，不大与人合群。”

　　邓贤后来见到了“野牛”，“像根瘦竹竿，个子较高，说话斯文，北京口音很好听。我们也曾有机会说过几句话，但无缘深交就匆匆擦肩，是个遗憾。一年后我结束司务长工作，‘野牛’也从二连消失了……”20年后，“野牛”成了“中国文坛黑马”王小波。邓贤说，“在他去世之前，本来我们有机会见一面的。我想，就算他不认得我，但提到当年常常到他们连队拉米的司务长，他肯定会记起我是谁。很不幸他过早去世了，我非常喜欢他的杂文。他的思想很有锋芒，对语言的把握精准，是个难得的作家。”

　　“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青年’，我考大学就是为了当作家，这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唯一选择。”

　　文学青年

　　为写作放弃仕途和出国

　　“我热爱文学，我是一个终生的‘文学青年’。”如今功成名就的邓贤提起“文学”二字，还是如初恋般深情，“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我放弃了一切别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学的路。”1982年，邓贤大学毕业，他被选中当领导的秘书，但邓贤最终选择了留在云南大学当老师。邓贤回忆说，“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这时候内心已经非常清楚：写作是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留在高校，所处环境比较适合写作。”1985年，邓贤的堂兄从美国回来，提出帮助他去美国留学，“当时很多人选择出国，但我很疑惑：我要当作家，我去美国干什么？1996年，又有机会移民加拿大，我也觉得没有意思，我用中文写作，我得守住我的母语啊。”

　　邓贤提到，他对文学的痴爱，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得知我在写作，他问我：你能写出《红楼梦》吗？要是不能写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写呢？……不是浪费生命吗？”朋友的话让邓贤开始自我审视，“同学的话正好道出每个作者的痛处。你明知可能终生也写不出《红楼梦》那样的作品，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写呢？这就如‘精卫填海’，一只小小的精卫鸟，天天锲而不舍地衔石子填海，它什么时侯能将大海填平呢？这是不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你是不是在做无效劳动？”

　　但最终邓贤还是想通了，“当你没有填海的时侯，你怎么知道大海填不平呢？当你没有写作的时侯，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写出《红楼梦》呢？当200多年前的曹雪芹天天喝稀饭住破草房呕心沥血写作的时侯，他未必知道他在200年后能拥有如此多的崇拜者……如果人人都能写出《红楼梦》，那么《红楼梦》就不是《红楼梦》；反之如果没有人写《红楼梦》，《红楼梦》能成为《红楼梦》吗？”

　　如今，邓贤的大学同学不乏经商从政的佼佼者，有人跟他开玩笑，“你要是留在云南从政，没准比我们发展得更好。”“但我真的不羡慕。因为我考大学就是为了当作家，这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唯一选择，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撼动。我将用一生担负起用文字记录家族史的使命，当作家是我埋藏在心中很久的梦，我有整个家族史需要我用笔表达。”

　　邓贤对运动的爱好几十年如一日，“除了打乒乓球，我还爱爬山、游泳。我周末常去爬青城山，一直坚持了8年。

　　生活梦想

　　一生要活在写作里

　　邓贤的爱人周女士是成都一所中专院校的英语老师，两人夫唱妇随，甚是恩爱。在摄影记者为邓贤拍照时，周女士在旁边看着邓贤，目光温柔。提到自己的爱人，邓贤满怀感恩，“我们1982年结婚，到今年，已经相濡以沫30年。我早年在文坛艰苦跋涉，她一直陪着我，鼓励我，付出很多。”

　　邓贤每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规律，“与很多作家喜欢夜晚写作不同，我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写作。一直写到午后一点多。下午如果学校有课，就去学校教课。晚上七点开始去俱乐部打乒乓球直到晚上九点多。每天几乎雷打不动。”由于名声在外，邓贤每年都会接到很多以文学为名的某某研讨会等邀请，“99%都被我拒绝了。很多会议或活动，更像社会公关活动。我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写作，那些对我，意义不大。”

　　目前，邓贤仍在成都师范学院(原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我是教书为业，写作为生。由于要写作，学校也体谅我，给我排的课程比较少。我主要教授写作课，包括影视鉴赏课。我觉得教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给学生带去一些启发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不小的收获。”他认为，大学环境非常适宜读书写作，还可借助理论研究的翅膀审视创作，这就是学者型的作家道路。虽然没有当成乒乓球世界冠军，但他对运动的爱好几十年如一日，“除了打球，我还爱爬山、游泳。我周末常去爬青城山，一直坚持了8年。除了兴趣爱好外，也是为了给自己换换脑袋：高强度的写作，需要强健的身体。像我写纪实文学作品，常常要外出采访，查阅大量资料，条件十分艰苦，所以我必须以平时运动来储备体力。”邓贤说，“常听到有作家说，写作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充分尊重他人的态度。不过对我而言，写作不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生命的核心指向。我为自己定下的标准是——生前活在写作里，死后活在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