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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打假维权之路,可谓艰辛至极,多方面考虑让他们往往宁肯放弃维权,也不想身心俱疲地打完官司,最后还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并非所有画家都愿意息事宁人,如今,越来越多的书画家投入到打假行列中来,而他们的维权方式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书画家打假
此次,国画家赵建成的法律维权行动,备受业界关注,这说明书画家们不再愿意在被“山寨”之后,继续吃哑巴亏了。尽管,目前诉诸法律,进行打假维权,还是当代书画家少有的举动,但这一步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打假不仅是书画家为了维护著作权、话语权,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收藏家的权益和行业的肃清。
在我国,也有不少书画家一直不遗余力去打假,著名画家吴冠中生前就是有名的打假专业户,从1993年开始到88岁高龄,他曾多次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打假,一直是书画界打假的勇士,画僧史国良也因为自己的伪作频频出现而头痛不已,打假之路一度让他非常疲惫,不过,史国良如今采取了一种打假新方式,面对拍卖行强行拍卖自己的伪作,他通过电子邮箱开展打假,免费为购买自己作品的藏家们鉴定作品。还有一些书画家则通过微博进行打假,罗列出自己发现的赝品“黑名单”,让藏家们擦亮眼睛,不要再被欺骗。
维权办公室
拍卖法的免责条款以及书画家本人是否有鉴定自己画作权利的争议,这两把“保护伞”令打假之路举步维艰,为此,赵建成在打假过程中,只能提出建议,让国家画院、美术家协会等权威机构,在法院的主持下鉴定画作真伪,至于是否可行,还要看法院最终的判决。
记者了解到,中国美协曾于2010年成立了专门的“著作权维权办公室”,希望以此更多、更好地帮助艺术家进行个人维权。负责审理此案的朝阳区法院知识产权庭挂牌成立于2000年,有关数据显示仅截止至同年5月之前受理的案件就较1999年同期上升86%,这说明,有了维权机构,书画家对打假更加有信心了,这样也使得他们在维权过程中,会更有力度和效果。
不过,“著作权维权办公室”至今也仅限中国美协一家,全国各省市鲜少再有类似的机构,由于受到地域等多方面的限制,地方书画家维权时,还是继续艰难。
如果各地能建立权威的书画鉴定机构,那么,这可能会成为书画家的打假最有力的支持。安徽美协副主席张国琳告诉记者,他暂时还没有听说安徽有这样的机构出现,在他看来,画家打假牵扯的利益太大,加上维权成本高,不了了之的情况非常普遍。“中国美协成立的著作维权办公室确实帮助一部分画家进行打假,不过在安徽,连专门的书画鉴定专家都没有,更不要说权威的书画鉴定机构了。”张国琳还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书画家去打官司,要请律师,要付诉讼费,必要的时候,还要找鉴定专家来鉴定,最后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让书画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备受损失,权衡利弊,还是算了吧。“一般去维权的书画家都是名气较响的,一幅画可能几万元以上,如果一幅画才几千元,还是随他去的好。”张国琳表示,目前假画的高发领域是中国画,一来好模仿,二来有市场。
法律专家说
“书画作品与食品、日用品等不同,有产品的特殊性,它是人创作出来的,是智慧的创作,你很难对智慧进行真假鉴定。因为没有‘国标’来限定范围啊!”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明红分析说,其实关于画家打假,他也遇到过几次,不过都没有形成诉讼,关键的瓶颈就在于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来鉴定书画的真伪,是否为本人创作。王明红说,当代画家的作品与古字画不同,古字画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从年代、用纸等方面来进行鉴定,而当代书画作品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如果有了这样的权威鉴定机构,能够鉴定书画的真假,拍卖公司和委托人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王明红说,假设这种情况存在,而拍卖公司和委托人明知道这些书画是假的,还作为真品来拍卖,那拍卖公司和委托人在民事上涉嫌欺诈,刑事上涉嫌诈骗;如果拍卖公司和委托人并非故意隐瞒书画的真假,而这些作品被司法机构鉴定为伪造的,那么这次的拍卖合同为无效,就各自返还财产。“但是,这以上的假设很难实现,第一书画作品难以鉴定真假,第二拍卖公司和委托人的主观故意也难以取证,所以,书画家维权打假依旧很难。”
□本报记者王成丽/文何姗姗/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