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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今天刊文说，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能力、权力和教育等种种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富裕阶层的准入门槛也越筑越高。
何为富裕阶层？
中国究竟有多少个人处于富裕阶层，目前不得而知。而且，以中国目前的收入结构，很难界定富裕阶层。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恩格尔系数0.4作为小康标准的上限，按北京上海每人年食品消费支出4000元计，一个三口之家的富裕标准为家庭年消费支出高于3万元。按国外富裕阶层收入用途来衡量——1/3用于消费性指出、1/3存银行、1/3购买股票债券，那么北京富裕家庭的最低年收入约为7万元。
以多数人的经验来判断，这些标准似乎偏低。即使按照这一偏低、相对静态的标准，回答“中国今天到底有多少富人”这样的问题也很困难。但是某些数据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根据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数据，2002年上海家庭可支配收入超过7.5万元的家庭占总数的7.24%。
能力和权力造就富裕
中国的富裕阶层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学认为这是“社会流动”的必然结果。
陆学艺教授是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带头人，刚刚推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状况。陆学艺和其他许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所确立的多种经济形式造就了一群享受优厚薪酬的专业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富裕的生活。社会学研究认为他们是理想的社会中坚力量，也就是目前呼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这一部分群体的扩大才能最终扭转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然而，能力主义并不构成这一代中国富裕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能力主义的前提是制度的透明。但在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混合却呈现了一个复杂的环境。
新近出版的，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学府的学者共同编纂的《中国社会分层》一书这样写道：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简单地用一种体制来代替另一种体制，而是创造了一种旧的再分配体制与新的市场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干部权力得以在旧体制中完好无损，同时向新生的市场中扩散并转化为新的形式——经济力量。理论上，这种现象被称为“干部权力的转换和延迟”。
在目前体制下，政治精英进入富裕阶层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的优势。社会学者们认为，干部权力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延伸是改革过程中的特有现象。由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经济精英首先是政策的制订者和阐释者，他们本能地将政策推向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
富裕的门槛就这样被提高了。此时，实现富裕不仅需要能力，还需要政策的支持。
教育的鸿沟就是财富鸿沟
陆学艺认为，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是对社会流动的一次大促进。那时，考试分数几乎成为录取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既不考虑个人的家庭出身，也不需要工作单位的推荐意见；此外，当时的大学生可以获得一笔足以维持生活的助学金。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成为最公平的社会流动影响因素。
然而事情悄悄地起了变化。社会学研究显示了教育资源再分配的几种趋势：80年代中期以后，户籍对教育机会的限制作用明显增强，城市和农村之间通过教育实现流动显得更加困难；90年代中后期，教育市场化迅猛推进，贫困的农村地区首当其冲，其中女性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研究者认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将促进社会向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加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和凝聚。学者们还提出，正因如此，即使在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对教育的市场化问题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追求富裕：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连续推出两部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陆学艺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抱以乐观的展望。“从我们所收集的大量数据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职业结构也正在趋于高级化。”也就是说，目前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还是一步比一步好，一代比一代好。
“一个社会是不是有生气，就看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不是充满希望。”陆学艺说。在他看来，中国几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之所以保持着稳定，原因就在于他们心里还有对未来景况的希望。他们希望通过工作，增加技能，积累哪怕是很小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
对富裕的希望是每一个阶层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当这个目标有实现可能时，阶层间才能维持稳定和良性的流动。对于已经跻身富裕阶层的人来说，影响他们的未来不仅仅是能力，权力，教育，还有对社会公平的必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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