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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赵明明：我知道您这些年特别关注人才培养，您自己过着这么朴素的生活，却把很多钱捐出来培养年轻人，您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袁隆平：年轻人搞课题研究没有经费，我就适当地资助他们一点，奖励在农业方面有贡献的年轻人。过去有些课题经费，很多年轻人申请不到，没有钱你怎么搞研究？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就资助他们3万元、2万元，多的一年资助5万元。还有培养博士生，原来每年给我1个指标、一些经费，我们设立了基金会，我就可以多带几个博士生。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我们基金会可以解决。
科技日报记者贾婧：您曾说过您上学的时候很淘气，是一个学习不怎么好的差学生？
袁隆平：差是差一点，说老实话，我不是很好的学生。我小时候就喜欢游泳。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重庆读书，日本飞机天天在轰炸，我们就跑到河里游泳躲避轰炸，后来干脆就逃学，不上学。我喜欢的课成绩就好，不喜欢的就只求三分好，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数学没学好，初中学正负数的时候，负乘负要得正，我不懂，就问老师为什么？他不解释反而要我呆记，我从此不感兴趣。结果数学就没有学好。我同桌的一个同学(后来也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得了科技进步特等奖)数学成绩很好，但他不会游泳。我们就搞交易，我教他游泳，他帮我解习题。他倒是学会了游泳，后来在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二名，我对数学还是一头困惑，还是不懂。
北京日报记者王鸿良：您对名和利怎么看待？
袁隆平：追名求利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有些人没有干多少事就去争名夺利，得什么奖，发表什么文章，都要去争。有些老实人做了很多事反而没有在乎什么名利。我认为，把名利看淡泊一点，不要去争名夺利，心里就会好一些。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把名利看得太重，稍微有点不如意，受了挫折，心里反而很难受。
中国广播网记者刘红卫：现在的青年人渴望成功，也不免追逐名利，心高气躁，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袁隆平：我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把名利看淡泊点，把工作和事业放在第一位。完全不讲一点名和利，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以把名利放淡泊一点。
人民日报记者朱隽：大家对您追求科学的精神和勇气肃然起敬，如果有人对您的权威提出质疑的话，您会有一个什么的看法或态度？
袁隆平：我认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百家争鸣，这是正常的。在学术界是经常的，大家来探讨。比如常规育种和杂交水稻的观点就不同，水涨船高，常规育种是800斤，我就可以到1000斤，常规育种1000斤，我就可以到1200斤。有些搞常规育种的人就不相信，广东有一个很有名的老育种专家，他育了很多的好品种，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常规育种会超过杂交水稻。虽然观点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搞科研、搞试验，最后在对比结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认输，最后自愿加入我们的队伍。
法制日报记者席锋宇：您家人当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袁隆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我的作业。她很虔诚，做事一丝不苟。她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非常好，我现在为人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对我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妇女报记者杜学敏：您和您妻子是同行，已经结婚43年，生活幸福，您的成功有她的支持在里面吗？
袁隆平：她是我的“贤内助”。我在外面做实验她并不埋怨我。最使我感动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讲了一些“错话”，被揪出来批斗，她正在休产假，看到了关于我的很多大字报，我要她做好思想准备，可能会要上台一起挨批斗。她说没关系，顶多我和你一起去当农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一直叫她“贤内助”。
南方周末记者向郢：您一直崇尚自由氛围，但是当时那种比较僵硬的科研体制与您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您的自由散漫是不是您获得这么大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隆平：学术上的自由思想当然是很重要的，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要读书但是不迷信书，思想要解放一点，自由自在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之间你斗我、我斗你，我们就到广东、海南等外地单位工作，不参与当地派系之间的争斗。这反而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空间，我带着我两个助手，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搞研究。
光明网记者郑炜：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农业科技成了比较偏冷的专业，您对此怎么看？
袁隆平：农业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为农业非常落后，农民非常穷，所以不愿意学农。真正的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传统农业比较落后，比较穷、比较苦。我们农科院准备搞个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可以请他们来看，改变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要逐步引导年轻人，改变学农没有出息的错误观念。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闫雪怡：您的工作类似苦行僧，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深的情结？
袁隆平：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盲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
湖南日报记者姚学文：您能不能讲一个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候的故事？
袁隆平：我讲个最有趣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组到学校来搞运动。当时他们有一个指标，要揪5%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5、6个出来了，我是第7个，牛棚里的床铺都要准备贴上“袁隆平”三个字了。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我，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心想，糟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他要我选一块试验田。后来我问工作组长为什么不批斗我，他说本来是要批斗的，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但是后来，上面来了一个文，要求重视和支持我的杂交水稻研究，他就去请示，问我到底是批斗对象还是保护对象，说当然是保护对象，于是就取消了对我的批斗。
工人日报记者龙巨澜：杂交水稻技术在把农民变成农民工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袁隆平：现代农业的科技含量越高，农民就越来越少，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也将越来越多，这是个好现象，说明社会在进步。如果一个国家农民占了70%-80%，说明生产力很低下，国家很落后。我们的国家在进步，农民大多数都出去打工去了，这是好事情，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农民占到40%-50%就已经很不错了。
湖南卫视记者谢烛：推广杂交水稻技术，有什么国际意义？
袁隆平：杂交稻推广，对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国际上一些总统级的人物也到我们研究中心来访问，如利比里亚总统、印度尼西亚前总统等，总理级的、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中央领导同志也说，杂交水稻是一张外交王牌，对我们争取更多的国际朋友有益。
中国青年报记者甘丽华：国家惠农政策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是化肥等农资产品相应提高价格，抵消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您认为这应该怎么办？
袁隆平：政府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等，这是好事情，最基本的还是要提高粮价。物价部门要发挥作用，控制其他相应产品的涨价。现在国家财力增强了，完全可以拿一笔钱出来，提高粮食保护价，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任起国：目前湖南省正在推广“种三产四”，5年后会达到什么效果，在提高产量和推广面积的同时，如何提高米质，让中国的大米真正走向世界市场？
袁隆平：原来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把产量放在第一位，品质放在后面。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坚持产量和品质并重，但是有个原则，不能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追求优质，必须在高产的前提下，去追求优质，虽然难度很大，但做得到。我们的超级稻在1万亩片、10万亩片的产量是每亩600公斤到700公斤之间，浙江金华1万多亩，平均也是650多公斤1亩，“种三产四”是做得到的。
三湘都市报记者徐焰：超级杂交稻第一期、第二期的目标接连实现，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的，目前第三期亩产900公斤的目标实施情况怎么样？
袁隆平：第一期的超级杂交稻亩产700公斤是跟江苏农科院合作的，第二期的超级杂交稻是我们杂交中心的几位育种专家研究的，在我提出的技术路线指导下完成的，现在第三期的超级杂交稻有一点进展，但难度还是很大的。800公斤亩产日本搞了二十几年都没成功，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他们，实现第三期目标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姚学文：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新华网记者朱继东：在农业第一线工作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希望国家有什么优惠政策？
袁隆平：辛苦是辛苦，但不一定寂寞。搞农业科研并不寂寞。建议要增加农业科研经费，农业本来是弱势产业，希望政府多支持一点。
央视国际记者多国丽：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不乏忧国忧民者，您最喜欢哪一位？
袁隆平：最喜欢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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