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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没能读书
从阎崇年的曾祖父那一辈起，阎家四代都在北京长期生活，他的父兄也早早到了京城做生意。1949年3月，平津战役刚刚结束后不久，阎崇年也来到了北京。经过长年的战乱，阎家的生意早已破产，家境比较困难。父亲希望阎崇年出去做事，一面养活自己，一面贴补家用，并且为他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私立医院管药。但阎崇年坚持要读书，于是父亲、他的哥哥们和他五人在一起商量。其中两个哥哥同意他去读书，加上他自己，三对二，终于使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历史开了一个小玩笑，差点让我们在几十年后听不到阎先生的讲座了。
随后，阎崇年参加了北京一所中学的招生考试。那次招考规模很大，也很困难，在2500名考生中录取100人。在发榜的那一天，阎崇年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很多人曾问阎崇年，是不是理科学得不好才选择了读历史？其实不是，上世纪70年代，因为某些原因历史课暂时不开了，他还曾在一所中学当过数学老师，教了一年多，学生的反响还挺不错。而他所以对历史感兴趣，多是受了中学时一位历史老师的影响。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那个系的教师如白寿彝等都是有名的学者。他们的教学方式和史观，给了阎崇年很多影响。
快报：您当初来北京后，为什么坚持要读书呢？
阎崇年：当时觉得知识学得太少，想趁着年龄还小，再去学点东西。我有一个哥哥，就是因为帮着养家没能读书，他如果读书的话，上大学甚至留学都没有问题。他一直很后悔，觉得自己已经被耽误了，不能再耽误了我，所以坚决主张我去上学，他的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
快报：万一当时家里“投票”的结果是让您去做事呢？
阎崇年：我也可能坚持一下——当时挺坚决的。
快报：读中学时为什么喜欢上历史了呢？
阎崇年：我们那时候生源少，师资力量很强。有个历史老师叫杨铎，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讲课很棒，很有意思。那时候学前苏联的教学方法，叫五段教学，第一段先用五分钟巩固旧知识，就上节课的内容提问，老师就总点名叫我回答。这么着就喜欢上历史了。
快报：在很多人眼里历史属于冷门专业，毕业不好找工作，您为什么要去学呢？
阎崇年：我们那时候国家包分配，毕业后也不存在工资差别，第一年每月工资48元，一年后56元，不管什么专业，大家都一样，所以不存在热门、冷门的问题，读什么全凭兴趣。我那时也没有什么想成为学者的念头，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快报：白先生他们都是史学名家，他们的讲课方式对您在“百家讲坛”的讲座有影响吗？
阎崇年：白先生课讲得很好。他把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变成了自己的知识，所以你会觉得他讲起来非常有激情。杨钊先生也是，不是在那背书、念讲义。
快报：他们的治学观念对您有影响吗？
阎崇年：白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是治学要寻根溯源。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于谦〈石灰吟〉考疑》。都说《石灰吟》这首诗是于谦写的，出自于谦的集子，那我就从于谦的第一本诗文集查起，一直到最后一本，一本本地找里面有没有这首诗。有的版本在宁波天一阁，有的在上海图书馆特藏部，还有的在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从民国、清朝、明崇祯朝、天启、万历，一直追溯到成化年间的版本，所有孤本、稿本、善本我全看了，全都没有这首诗，才得出结论：这是别人给加进去的。那么是谁给加进去的？怎么加进去的？一点点再往下探究。当时我在杭州宣读的这篇论文，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杭州社科院、浙江社科院一大堆专家都在那儿听。杭州历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于谦，当地修了一个于谦的祠堂，前面有个大影壁，上面就是这首诗。之前当地曾专门开了一个研讨会，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专家都请来，最后认为我的结论成立，但是学理上接受，感情上不接受。要把他们都说服了，你想想有多困难？稍微有点破绽就会遭到诘问，所以我说有点勇气也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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