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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册和20万册
早年，阎崇年出过一本《袁崇焕研究论集》，只印了200册。而现在《明亡清兴六十年》的同名图书，首印就是20万册。这种数字上的强烈对比，不过是他现在生活变化的一部分。在央视上讲课出了名，打乱了阎崇年的生活节奏，信件、电话、活动接踵而来，很多时候让他身不由己，许多学术上的事情不得不放下。这不，在今年下半年，他还要继续在“百家讲坛”录制新的节目。
快报：您有时间给读者回信吗？
阎崇年：基本回不了信。这不，有位朋友寄来了封挂号信，里面有张照片，有块碑上面写着“登侍郎第”几个字，让我帮忙鉴定一下涉及的人是谁。我查了，但是要回信的话，一个钟头就没有了，要是他留下个电话，我还能和他说一下。现在还有好多人买来文物让我给鉴定，这不是逗吗……
快报：既然很多学术上的研究被耽误了，为什么您不彻底闭门谢客？
阎崇年：我原想今年就这样。去年年底《明亡清兴六十年》录制完以后，我想休息几天，结果还没出央视的录制现场，北京电视台的人就去了，让我讲《清宫疑案正解》。我说不讲了。他们说不行。市里找到我们院，我们院长找到我——我拿着北京的工资啊，关系还在社科院呢(笑)，结果一讲就是仨月。
快报：您也提到了学者清苦，但现在您出名了，从出版社拿版税，经济条件应该也有改观，对生活有影响吗？
阎崇年：没什么大改变。吃饭还是那样，早点是牛奶面包，中午来碗炸酱面，晚饭喝点粥，无非比原来多了几个宴会；穿呢，多了身西服，录节目时穿；住还是这样，东西向的房子；出门时打车多一些，坐公共汽车少了，为了快点办事。
快报：您对物质的态度好像无所谓。
阎崇年：家有良田万顷，一日不过三餐；纵有广厦千间，夜卧不过八尺。
快报：您希望子孙辈像您一样研究历史吗？
阎崇年：一位哲人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话说得很深刻。有一次坐飞机，一位朋友认出我来了，问我最近怎么不讲了。我说不想讲了，太累了。他说那有什么累的，往那一坐，放杯水，白话呗！我笑了笑没解释。其实每讲一次课，就像入一次炼狱。听你讲的什么人都有，有的人专门录下来，一句话一句话地核对啊！
快报：所以您说过要讲五千字的内容，得准备几万字的材料。
阎崇年：那还是在你熟悉材料的情况下。有人光看到学者光彩的一面，参加研讨会啊，接受采访啊，没看到辛苦的一面。
快报：您的身体怎么样？
阎崇年：还行，一天工作14个小时。
快报：那您平时有娱乐活动吗？
阎崇年：没什么业余生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春节、“五一”、“十一”都在看书。除夕晚上人家都看春晚，我在那看书。他们喊我，说这个节目有意思。等到我过来看时，人家小品早演完了。有人说做学问乐在其中，不对，是苦在其中。
快报：您可以选择不做了。
阎崇年：孩子、朋友、街坊好多人都劝我：你说你又不是缺钱花，走到哪人家也挺尊重你，别做了。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脑子里有一大堆事——我还有很多课题在做；写了几百篇论文，要一篇一篇整理。《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两本合起来一百多万字，整理、看校样，至少得一年吧。《努尔哈赤传》五十万字，《袁崇焕论文集》一本也几十万字，《袁崇焕传》的一摞稿纸放在那，这就是五本书了。我还有本《满学文集》要补充、整理，还有其他几本书……这些工作够我做十年的。
快报：不整理出来心里不踏实？
阎崇年：我的《努尔哈赤传》是1983年出版的。到现在我走到哪都带着，写注、修改、补充，我要不整理，谁也看不懂啊，可我想出个修订本，要一年吧，这么算起来我哪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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