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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的清史情结
修完北师大历史系的课业，阎崇年首先研究的是先秦史。但当时中国科学院一位叫杨向奎的老先生建议他改攻清史。因为当时的风气讲究“厚今薄古”，清代研究更占优势，而且清档案和明清两代的图书资料主要都集中在北京，而秦汉史料大多在关中一带，另外北京有地上文物，比如故宫、颐和园等等，前者研究起来显然更便利。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阎崇年做出了选择，这一来，就结下了四十多年的清史情缘。
最初，阎崇年从康熙朝历史入手，随后发觉很多问题研究起来有困难。比如八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皇庄制度又是怎么一回事？水有源、树有根，这些问题大多要追溯到清朝入关之前，于是他便到关外去查资料。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他一直沉浸在浩瀚的档案资料中。
“清史的范围很广。做研究，第一件事就是把材料穷尽了。我们面对的是国际环境，要在国内外都达到顶尖的水平，不能把面铺得太宽。清朝所有的问题——好的、坏的，根儿都在关外，很多制度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变。所以我说过，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阎崇年的研究，从此集中在了清初。
他是满学会的会长，上世纪80年代末，他倡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在他看来，研究清史，不能不涉足满学这个重要的领域。很多人以为他是满族人，但他不是。
快报：杨先生建议您攻清史，这事儿过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来是不是挺感慨的？
阎崇年：后来我也想过：如果不研究清史、还研究先秦史会怎么样？我觉得44年来写几篇文章、出几本书，大概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考古材料，主要靠文献研究，很难有大的突破，很难超过陕西的那些专家学者。所以如果说我搞清史、满学有了一点点成绩的话，就得益于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向。我们社科院每年都招博士生，有时让我给他们讲讲治学。我说，你第一条要做的，就是选定方向，这会影响你一辈子；第二条，要锲而不舍。中国的聪明人多了，全世界研究清史的人多了，怎么你能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我四十多年工夫花在一个点上，滴水穿石啊。
快报：没有恒心，做学问恐怕坐不住。
阎崇年：中间也遇到过各种干扰，有肉体上的冲击；有心理上的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经商热，是物质上的冲击——我们院办了几十个公司，就我不办。人家问我为什么不办，我说我就是搞研究的。对搞研究的人来说，注定上天给你的就是清苦。比方说你是做记者的，一个月给你一百万工资，你这个记者还做不做了？做不了了。你得想怎么把这钱花了，想怎么旅游，买个房子，买个什么宝马车，把你的时间都占去了。
快报：您为什么倡建满学研究所？
阎崇年：当时我觉得中国有藏学、蒙古学，但是没有满学。满族历史、语言、文化这些领域都有人研究，但是没有整合成满学这个学科。
快报：您不是满族人，那么满语是和谁学的？
阎崇年：和一位叫那寿山的满族老人。他在光绪年间做过佐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团长。他用一本《清文启蒙》，从字母教起，教了几年。后来到上世纪80年代我又学了一阵。
快报：您觉得研究清史的人有必要去学满语吗？
阎崇年：比如你学英国史，就要看英文的资料，研究清史，有些满文的资料要看。我觉得研究清史，特别是早期的清史，最好会满语。我成立满学研究所原因之一，就是要把清史和满语、满文结合起来。
快报：现在有没有学满语的环境？
阎崇年：缺少这种机制。
快报：您为什么不建议改变这种状况？
阎崇年：我人微言轻啊(笑)。
快报：但是如果这样，将来会的人就越来越少。
阎崇年：这里有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就业、工资。现在年轻人考大学，哪个专业将来就业机会好、工资高，就报哪个。
快报：您的意思是即使有这么一个专业，也不会有多少人去学？
阎崇年：我主张在部分大学设这么一个专业，人少点儿没有关系。解放前一个大学的一个专业也就是几个人。我觉得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培养满文人才要细水长流，每年培养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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