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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龚克做客北方网北京演播室

http://www.enorth.com.cn  2008-03-07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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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各位北方网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方网和网易联合举办的2008全国“两会”嘉宾在线访谈节目,这次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欢迎您。

  龚克:您好。

  “希望把天津作为素质教育的试验区”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教育提出了一些要求,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此有什么体会呢?

  龚克:我们这几天正在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这次的工作报告在发展教育部分总结得非常全面,对2008年的工作部署得也很具体,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还特别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要抓好三件事”的要求:第一件事,实施素质教育,进行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第二件事,抓好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农村的教师队伍建设;第三件事,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龚克:我觉得这三件事抓住了关键。素质教育是纲,教师队伍是实施者,投入是保障。这个部署体现了十七大的精神。

  龚克:现在是要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老百姓对教育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咱们网上的网友怎么说?

  主持人:有网友说,培养的学生在能力方面差一些,再有就是学费比较高。

  龚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各级各类教育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有了很大的变化。以高等教育为例,如果我们倒退回10年前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学难”,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高等教学毛入学率,如果连大专都算上的话,不到9%,也就是说10个人里不到1个人能享受高等教育。现在我们的高等教学毛入学率超过了23%,所以说现在和1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老百姓对教育的预期逐渐转移到“优质教育”上来。

  龚克:现在很多人争着上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但也有其合理性,因为这确实代表了老百姓对教育质量的追求。

  龚克:现在基本听不见“大学生数量不够”或“大学生知识不足”这样的声音,一般都在强调“能力”或者“素质”不行,包括在困难面前的自我调节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等等,这些都属于素质教育。

  龚克:我也经常和一些企业谈学生素质的问题,我感觉,企业在不断发展,提供的服务也是在不断变化,不可能说大学生在上岗后会一直从事某个岗位的工作,在换岗的时候,学生就应该能很好地适应。但是,在这方面大学培养得不够。

  龚克: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很深的原因,天津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现在的目标是要开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现代教育是什么教育呢?我理解,现代教育是随着工业化发展起来的,它和古代的教育不一样,古代的教育是修身养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的是讲修养的,但它不致用,这是我们批判的。但到了工业化时代,需要致用,大学要适应工业社会的分工来分学科,教出来的是有用之材。今天我们看应试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好,根本的区别在于,一个以知识为本,另一个以能力或素质为本。

  龚克:现在我们说什么叫好学生?学习好!什么叫学习好?知识点掌握得好!我们在高考复习的时候说,高考覆盖多少多少知识点,一定要掌握知识点,这一道题里包含三个知识点,答一个多少分,答两个多少分,三个都答满多少分。知识点左右了教学内容,也左右了考评的方法。所以现在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知识点掌握得牢的就是好学生,这确实不够,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有很多问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解决。

  龚克:2004年,国际工程教育大会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工程师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塑造”这个词当时给我的冲击特别大,我感觉,工程师能否完成某个项目,除了技术外,和他本身有没有文化素养,有没有历史知识,有没有美感的关系太大了。原先我们对完成某项工程的要求,基本上就是“效率”二字,能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那就是好工程师了。但现在没那么简单了,要考虑环境因素,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可能最难的不是修坝的技术问题,而是怎么解决环境负担、人口移民、历史文化保护等问题。所以说,工程师应该具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四个领域的知识,只有综合运用,完成的工程才能对历史和未来都负责。

  龚克:所以我觉得温家宝总理提出来的“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这是一个根本。比如教学评估的问题,教学评估的本意是要提高教学质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提高”不是指规模扩张,而是要提高质量水平,但我认为要有一个新的“质量观”。如果仍然在以知识为本的观念之下搞评估,不可能根本解决教育质量的问题,因为这个质量观已经不合时宜了。如果说给《政府工作报告》提一点建议的话,我觉得应该强调要转变教育观念。因为现在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始终只是一个口号。

  龚克:现在素质教育的公式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知识+能力+素质=素质教育,我说这不对,上一点儿文化课,选修一点儿诗词歌赋,弄一点儿文艺方面的活动,然后把它转化成知识点进行考试,这些不是文化素质,又变成死知识了,又回到以知识为本的轨道上去了,这不行啊。应该要具备知识要素,能力要素、品德要素,学风要素,这才形成了人的素质。

  龚克:其实高素质、低素质的人怎么衡量,现在没有很好的方法,大家在日常生活接触中,说这个人素质比较高,那个人素质不行,其实是心里有感而发。

  龚克:所以,如果真正实行素质教育的话,我觉得要更新教育观念,要跟上时代的变化,要完善以素质为本的内容、方法、考试等一套教学体系,这是很深刻的改革。如果只是修修补补地加一点文化素质课,搞一点课外文体活动,不能说一点儿作用没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龚克:我觉得国家应该抓一些试验区建设,这次我也提了建议,希望把天津作为素质教育的试验区,在专业的设置方面、在学时的控制方面、在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灵活一些。同时,也要为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提供一些支持。

  龚克:因为现在进行社会实践挺难的,实践时间短了,可能会白白增加企业的负担,不解决什么问题;但实践时间长了,学生们在修学方面又会受影响。而且,现在很多企业不愿意接收实践的学生,因为他们会考虑学生出了事怎么办?待遇怎么给?保险怎么上?所以,对增加企业效益没有明显帮助的学生,他们不是特别愿意接收。但这些企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学生在别的企业实践完了,有能力了,就可以到这里来了。我感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主持人:我想这是大部分企业抱有的想法。

  龚克:对,都想着成本由别人出,效益由他来享。大家都应该有责任,政府也应该考虑承担一些责任。

  “我赞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但要用心”

  主持人:龚校长到天大已经快两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您认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龚克:可以说困难挺多的。

  主持人:最头疼的问题呢?

  龚克:最头疼的问题,我感觉在办学过程中,资金不足、办学空间不足、体制不顺,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更严重,就是我们的办学理念被束缚着。

  主持人:被什么束缚着?

  龚克:被一些旧的理念束缚着。我主张大学不搞百分制,就搞五分制、十分制,97分和94分有什么区别呢?就给9分就完了,或者就给他10分,这也是可以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同一个档次,老师其实也明白。但这么一改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奖学金怎么分?推选研究生怎么定?所以原来的办法简单,有零点几分就可以区别出来,公平,省事,大家心服口服,但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合理,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我觉得就需要从这个观念里解放出来,稍微麻烦一点,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人的素质怎么样,有没有公益心。比如,宿舍脏了以后是等着别人扫还是自己主动扫,是只扫自己周围这一块,还是把全屋都扫了,是不是还把自己床下的脏东西扫到别人床底下,真有这样的。

  龚克:但这种改革推行起来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被束缚住了,我们总怕离开了分数就离开了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要思想解放、敢于放开,敢于从改革中闯一条新的路子,按照天津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去创新,让学校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主持人:做每一项决策时都要考虑这些决策产生的影响会是什么。

  龚克:对,习惯按照过去的惯例,抱着“没什么矛盾就别去改了”的思想,培养不出人才,相反会把更多人引向了“唯分数论”。现在的应试教育已经不是中学独有的了,大学也有了。现在哪门课是用来考研的,大学生就会认真学,哪门课不在考研范围内,大学生也许会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追求好的教学质量?

  主持人:说的没错,高等学府有一个末位淘汰制,实行这样的政策,怎么能不让学生忙于应试呢?

  龚克:是的。首先要在观念上突破,观念上突破之后,我们找到了方向,后面需要解决的才是资源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是先在思想上有所突破,然后转变体制、机制,而不是靠投入来解决问题的。

  主持人:我知道龚校长在清华执教时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内容是“以学为主还是以教为主”,现在很多学校流行校长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您认为这是不是一种“作秀”?

  龚克:近几年在教学评估中,教育部为了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要求学校把优秀的师资力量配置到教学第一线,所以有一个考核指标,包括学校要安排多少高级职称的教师给学生上课。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有的学校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作秀”的成分,有的教授讲了一个课时之后就撤了,换成了普通讲师;还有的教授虽然上了讲台,但心思不在教学。所以,要想提高教学质量,优质的师资是必要的,但人站在讲台上,心也要在讲台上,要和学生互动。我认为,从大局上来看,高级职称教师给学生上课,这个方向是对的,如果老师真正把心思也放在讲台上,用自己的学识、用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经验去影响学生,学生就可以从中受益。从这一点上说,我主张教授要上讲台。

  主持人:咱们天津大学到底有多少教授走上讲台?

  龚克:我们学校现在做不到让所有的教授走上讲台,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我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年多我们也在推,目前估计有一半教授已经讲过课了。

  龚克:还有一种统计是以课程为单位的,天大现在尽可能多开课程,让学生选择,我希望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会有更多造诣深厚的教师在讲台上直接跟学生面对面地进行互动。

  主持人:龚校长您本人有没有给本科生讲过课?

  龚克:我的行政负担比较重,现在我是和另外一个教授一块儿上课,但我觉得上这个课有好处,可以从课堂上了解学生,比如我在上课时讲移动通信,我发现很多学生拿的不是移动通信的书,而是拿着通信原理的书,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看通信原理?他们说,马上要考研了,考研要考通信原理。

  主持人:会考到这门课。

  龚克:对,他必须得复习这个,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我不去接触的话就没有这个体会,但接触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通信原理是各门通信课的基础,我讲移动通信也好、光通信也好、卫星通信也好,应该能够使同学们加深对通信原理的理解,而不是把它淡忘掉。所以,这就给我一个启发,我们在上专业课时,应该不断强化学生对基础课的理解,因为基础课的知识相对比较稳定,现在移动通信很热,但10年后一定会有新的技术代替它,因为技术在进步。移动通信技术可能变革了,但通信原理是不会变的。所以,怎么把专业和技术结合起来,如果我不去上课可能还真体会不到。

  龚克:所以我和其他老师一块儿上了通信原理课,我希望能把我这么多年搞科研对通信原理的理解带到课堂上来,使学生能学得更好一点儿。不过,也会有人说,校长“不务正业”,学校那么多大事儿都不管。

  主持人:也会遇到这种非议吗?做行政的干嘛要上讲台?

  龚克:对。而且我备课还需要时间,上课时间和备课时间的比例大概是1:7。

  主持人:一个小时的课要备七个小时吗?

  龚克: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三节课连着上的话,需要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备课。不过,虽然花费时间,我可以和学生们直接交流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学校的校长也好、教师也好,都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该做。

  “教学和科研之间的确存在矛盾,需要解决”

  主持人:有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大学正在从教学型转向研究型,往往会重视科学研究而忽视教学,您认为是否存在这种状况,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

  龚克:有的。这种矛盾还不只在中国的大学存在,可能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都存在。因为现在学校的考核包括要发表多少文章,要申请多少专利,要拿到多少经费,要获得多少奖励,得到这些不需要讲课,只需要做科研就可以了。学校的教师要报院士,考评中不会包括写过几门教材,上过多少本科课这样的标准,但如果拿到一个项目,获得国家的奖励,发表了非常好的文章,可能就会获得加分。所以现在有人说教师功利心太重,或者说评价制度不合理,造成了科研与教学之间的矛盾。

  龚克:还有另外一种矛盾,姑且不谈功利,完全没有任何外部评价,让教师自己选择。目前我们教书主要还是把已有的知识教给学生,而科研是探索未知,它会给一个研究人员、一个学者带来刺激,带来一种兴奋,一旦经过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后回头猛见“灯火阑珊处”,这种喜悦、满足和享受,往往是教学无法带来的。教学也会有,但过程比较长,就是最后看到学生有成就时,会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但比科研的周期长。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改革评价制度。现在我们也在探索,这挺难的,因为科研好评价,比如论文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发表,发表以后被谁引用、借鉴,可以说明其科学价值很重要;获得什么样的奖励,由国家来认可他的成就,这也是好衡量的。

  龚克:但教学的成就不太好衡量了,至少在短周期里不太好衡量,我们正努力探索。现在的衡量办法很简单,算算学时,算算教了多少学生,老师站在讲台上应付学时就可以了。但要用心做这个事儿,效果肯定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的效果在短期内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做这个评价,有几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学生的评价,但学生评价有他的不足之处,因为学生没有阅历,而且学生也有功利心,“放水”的老师反而评价高了,严格要求的老师反而评价低了,所以我们想把学生的评价变成一个周期性的评价,学习若干年之后,到了毕业的时候回过头来评价,会和原先的评价不一样,知道这个老师是真正教授了知识的,而不是随便给高分的。我们学校电子系有“四大名捕”(学生给老师起的绰号),当时是学生最恨的老师。但是,这些学生就业之后,这“四大名捕”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全变了,变得崇高,因为学生们懂得了“真正学到了知识”是在他们的课上。

  龚克:所以,我想这种方法要持续地试验。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教学督导,让有经验的退休老师去旁听,去做评价。另外我们也希望引入教授自评,然后把他的自我评价和学生评价、督导评价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龚克:教学和科研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总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要想很好地解决,归根结底要靠老师自己把它处理好。因为教学对老师也是有好处的,教学可以把知识系统化,去粗取精,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这对他本身也是一个提高,他能够做得很好时未必能讲得清楚,等他能讲得清楚时可能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东西。以我为例,我拿过博士学位,但让我讲电子理论时,真的有时候会被学生的一两个问题问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你不能说学生问题提得不好,只有自己再加强学习。

  “中国的学生缺乏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主持人:国外有人说,中国的学校要求学生很多,考试制度也很严,但为什么还总要买国外的技术?这是否在说明我们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着问题?

  龚克: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经历过两件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的教育水平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到国外学校时,对方说,要承认你的本科学历必须要补充一个考试,我说,补什么呢?它叫电气工程系,强电弱电知识都要考,我们是电子工程系,只学弱电知识,所以我不懂电网,不懂电机。对方说这两门是重要的课,你必须要补,要经过考试,然后才能承认你的本科学历,你才能变成研究生。那就补吧,这个我们倒真不怕,很快就补上了,而且考得非常好,使他们刮目相看。我们能很快地掌握已有的知识,这方面能力比较强。

  龚克:还有一件事,上了研究生之后见了导师之后我问,你准备让我做什么课题?我应该怎么准备?导师听了很诧异,你怎么问我呢?你应该知道你做什么课题,你是研究生,你是成熟的人。你要自己决定做什么课题,然后你和我探讨需要什么帮助,我要看有没有条件帮助你完成这个课题,或者凭我的经验帮你把关一下课题选得是否合适。所以,你怎么能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倒问我你想做什么?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因为国内上研究生都是导师出题目,到了国外需要自己找题目。也就是说,我们长期培养学生的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提出问题不是学生的事,是老师的事,这很糟糕。所以,学生就缺乏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而创造性的培养恰恰需要这一点,这也是我们教育上的一个缺陷。

  龚克:在清华的时候,学校引进了一位很有名的华人教授,他来后曾经做过一个考试,他跟我说这个考试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在课堂上交的;第二部分是拿回家做的,需要深度解答的问题;第三部分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主要是让学生提出想法。他说第一部分,我们的学生明显超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水平,强很多,我们对基础知识掌握得是比较牢的,学得比较扎实;第二部分也不错,清华的学生相当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水平;但第三部分就很糟糕了,很多人交了白卷,因为学生不知道老师要干什么。老师说,我们就是要探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去查文献、查资料,这是没有答案的题,是需要探索才能得到答案的题,学生就茫然了。如果是美国的学生,就算是胡说八道他也会给你弄一篇出来,因为他敢想,他在网上找一些东西,有可能文不对题,有可能冒出一些想法,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就放不开。我们从小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复习范围之类的东西,无形中就有了一种思想束缚,这一点是我们教育里的缺失,发展学生的主动性不够,应该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把问题找出来,把问题表达出来。

  龚克:现在我们有时候到实验室里,学生马上就低着头;到了国外实验室里,他们的学生会马上站起来跟你讲研究的是什么,很自豪地讲,这一点我们的学生没法儿比。

  龚克: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糟就糟在一直停留在以知识为本的教育体系上,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体系、更新观念,在这方面,外国人做的,特别是发达国家做得比我们好。

  “高考改革需要改的是思路”

  主持人:有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考改革后的公平性能保障吗?他说,改革中增加了家长、老师和学校对学生的考评,但能够保证公平公正吗?

  龚克: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我是77级的,恢复高考第一届的学生,我非常能体会高考的公平是什么。当我看到一个学号时,我不知道这是百万富翁的孩子,还是贫穷人家的孩子,是普通百姓的孩子还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还是一个非常硬的法则,不能轻易废除的。

  龚克:但要改革什么呢?高考到底考什么,这是可以改的。现在揣摩高考上的知识点、题型,把教育变成最典型的应试教育的就是高中阶段的教育,特别是高三。高中为什么文理分科?因为高考文理分科,高中教育的定位就是为应对高考,如果高中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素质,那么就不要管高考分不分科,发达国家没有在中学就文理分科的。但这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高考,因为高考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家庭都期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高考考什么,怎么考,都是有规定的,并不见得妨碍教育公平。比如在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也是在一定分数基础上考虑其他东西,我觉得在分数面前的公平还是有的。

  龚克: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误解,就是“自主招生”,其实没有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现在只不过是学校通过考核之后给了你20分、50分的加分,总分750分的基础上可以有加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招生,考分需要600分左右,并不能真正地体现自主性。其实,真正的自主性是在现行高考体制之外的,学校有一定的招生权,现在争取比较难,也会产生一些质疑:这个人是不是哪个校领导的亲戚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校长们,我们的老师们,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教育,不会徇私,还是会努力地探索给一些特殊人才以出路。在尝试过程中可能压力非常大,怀疑特别多,但如果在尝试过程中确实找到了一条路子,这条路子可以维护公平,可以在新的“质量观”上对学生进行选拔的话,对整个教育的进步,对社会的进步带来的效益会是更大的。如果一有疑问就不敢动的话,那改革就止步不前了。当年深圳特区的改革是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呢?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啊?恐怕那时候的疑问比现在还多。但经过这么多年,证明深圳的发展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改革也要多给些时间尝试一下,给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

  “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亟待提高”

  主持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官本位”思想是中国高校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障碍。天津大学今年1月份出台了《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学术建设上把权力交还给学术委员会。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化解这种障碍?

  龚克:我们想这样做,但“官本位”这个事情呢,不光是学校的,我们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是比较严重的,高校本来是一个学术组织,不是一个行政组织,高校里的很多问题应该由学术共同体通过一定的机制解决,而不是由行政体系来解决它。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在学术范围问题上,是行政在起作用,或者说靠着级别,校长的决心大,魄力大拍下来,恐怕那件事儿就能成了,因为他官儿大,手里拿着行政权力,就支配了学术资源。

  龚克:这个情况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学术问题不是简单用行政手段能解决得了的,相对比较好的还是通过学术委员会来解决,所以我们国家规定了学校有四个组织,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力,第一个是党委,实施对学校整体的政治领导,管的是办学方向;第二个是校长,或者叫做校务会议,负责学校的发展规划,学校的行政管理;第三是学术委员会,主要是审议制定教学的规划、学术科研方面的规划、学科的设置等等学术事项;第四个叫教职工代表大会,整个教学过程中参与民主管理,维护教职工的切身利益等等。

  龚克:现在看来,最弱的是学术委员会,在我所知的高校里学术委员会都没有真正履行高教法所赋予它的职能,有的不怎么起作用,有的是起着一个行政附庸的作用,只是为行政提供一点儿咨询,真正决策还是由行政领导决定,只不过行政领导比较开明,听听他们的意见而已。出台《人才强校战略实施纲要》,我要用超常规的态势引进人才,人才的学术评价不能以行政长官的好恶来决定,要以他的学术水平高低,要以学术共同体来评价它,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官本位”的问题实际上是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的问题,没有官肯定是不行的,没有行政效率也是不行的,所以行政要让学校有效运转,它应该存在,但现在是“官本位”。

  龚克:现在对“官本位”还有另外一种认识,把学校规定成一定的行政级别,其实在我的感觉中,即使在我们国家也没有给学校定什么行政级别,是把一部分学校的负责人给了比较高一点的行政级别,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给了比较高的行政级别,我想本意是想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做的可能是弄巧成拙了,加重了学校的行政色彩,可能本来是一个公民教授,但现在你看到他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这样的,实际上强化了级别的概念。可能有些时候在学校跟社会打交道,办些事儿的时候带来一定的方便,否则有时候学校办事儿太难,因为社会上说你这是什么级别啊?你才是一个什么什么级别,你够资格找我吗?

  主持人:对,资格问题。

  龚克:对,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现实,前几年,包括北大、清华领导人行政级别比较低,办事儿比较难,所以中央领导给他们提高,其实这些人都是教授、院士,没有涨工资和别的待遇,只是给他这么一些东西,可能给学校带来一些方便。但如果弄得不好,你看,这个学校这个级,那个学校那个级,学校还是学校嘛,该办的事都应该办。这个观念并不是学校产生的,是目前在中国社会里非常强势的体制带来的,因为官大一级,支配资源的权力就更大,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官低一级,你支配资源的权力就比较低,所以总是要找上级部门,“跑部钱进”,是因为那个部有钱的支配权,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国家现在的发展阶段要集中一点力量、重点突破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行政集中行使资源分配权。我想这也是在一定发展阶段难以避免的。

  龚克:所以我觉得“官本位”用行政权力代替或超越学术权力,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简单把这看成万恶之源,好象一切问题都在这儿也不对,今天取消了“官本位”,把学校行政权力都取消,能解决现在学校发展的什么问题呢?恐怕主要问题还是存在。所以这确实是不好,我们需要把学术权力建立起来,我们也在努力这么做,但我觉得现在有些批评者把它归为一切问题的根本,好象是解决教育问题的钥匙,它解决了就都解决了,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它肯定要解决,但比如实施素质教育里教育观念更新的问题,真正把我们的评价机制转移到素质为本的评价方面的问题,比如真正解决教学和科研结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取消了行政级别就可以解决的,你看我们主要的处长都是教授担任,真正定级别的时候还得按教授定,要按处长定还拿低了。现在跟校长说,取消了你的副部级,我想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我欢迎这样做,但这并不能解决现在教育发展中很多的矛盾,是一个问题,导致了一些倾向,有时候可能有些干部觉得我是什么级就高明起来了,训斥教授了,这些事儿可能都有,但你取消了那个级,把他降成科长,或者什么长都不叫,但只要他有那个资源分配权,他还是在那个位置,你还必须在观念上转变他,机关是为教师存在,教师是为学生存在,这个观念如果不建立起来的话,恐怕叫什么级别,提高了降低了都没用。

  主持人:其实龚校长一直在提转变观念、更新思想,和龚校长聊天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由于今天访谈的时间有限,提前跟龚校长约一下,天津大学离北方网非常近,也欢迎龚校长有时间经常来北方网做客,希望龚校长再给我们带来一场更加精彩的访谈。谢谢龚校长。

  龚克:好,谢谢,谢谢网友们。

稿源 北方网 编辑 刘雁军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在注册后发表评论。网友评论 11 条,查看全部
[970127] 北京市 网友:焚香读书 于2010-04-11 21:04 发表评论:

  支持研发古诗词,延续中华古文明精髓!

[363776] 未知 网友: 于2008-03-10 03:57 发表评论:

  I'd like see some of what he talked about become reality. Great job President Gong!

[363118] 天津市 网友: 于2008-03-09 00:37 发表评论:

  全力支持龚校长!!!

[363004] 江苏省 网友:limingting 于2008-03-08 21:25 发表评论:

  谈得很深入,存在的问题和现实的矛盾说得很透彻。赞!

[362981] 天津市 网友: 于2008-03-08 20:56 发表评论:

  支持!

[362946] 四川省 网友:11 于2008-03-08 20:19 发表评论:

  支持龚校长

  校长很有思想!

[362769] 天津市 网友: 于2008-03-08 16:54 发表评论:

  支持龚克校长!相信老北洋的明天会更好!

[362727] 天津市 网友: 于2008-03-08 16:06 发表评论:

  谈的很深入,发人深思。

[362664] 北京市 网友: 于2008-03-08 15:08 发表评论:

  支持!

[362058] 天津市 网友:北洋学子 于2008-03-07 22:00 发表评论:

  我们龚校是一位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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