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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阀
蒋琦选择了去北大读书，1998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在翌年3月份开班，比一般的研究生早一点入学。读的是那年最热门的法硕专业。
外交部是采取自愿的原则，一种是走了之后给你提供一些比如公费上学的条件，在行政待遇上有一系列安排，还有一些可以上完学再回来。
他走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回来。“分流的时候领导说，将来有可能需要新的人手，那么你是可以回来的，但很多人不愿意冒险，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都去了。”
3年的学习深造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缓解阀”。“你让这些人去找工作是不现实的，所以当时想出这种办法，让你上个学，有个三年的缓冲期。”蒋琦说。
蒋琦认为，外交部那时候其实是相当缺人的，一些后勤部门着着实实是削减的，而业务部门显然是需要人力的，但为了完成精简指标不得已分流。
“但分流给我这样不适应机关的人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机会，在若干年内，不能自由辞职，一定要走的话，要付出一些代价。”
考试分几种，有一种纯粹去学校参加一个培训，不用通过考试，费用由国家提供，另外两种是通过考试，一种是参加学校的学位班，另一种是参加国家统一的研究生考试，如果考过，国家出钱给你。
蒋琦在北大和所有在校研究生一起上学一起考试，不同的是，各定点专业都有一个“国务院班”，都是从各部委通过考试进来的。
如果关系不是非常铁，班上的同学不会互相打听分流经过，“你总不能问他是自己想来的，还是单位劝他来的吧。”
在国家机关里工作过几年的人，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履历上，学习目的非常明确，态度上也是比较认真的。“混日子是很可笑的，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都遭遇到一种不可抗力，当经历到你身上，你只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充实自己，为下一个机会做努力。”
他们不像在校生那样激进。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在那种时刻，首都很多人参加了游行，但习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国务院班”却有很多人没参加游行。
“等我到使馆的时候，使馆边上的水泥砖都被砸光了，我到那里去不是为了砸砖，而只是为了看看是发生什么事情。班上其他人也是看国家会用怎样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相对来说比较冷静。”蒋琦说。
那天，即将离开大楼的薛剑在楼上的办公室冷冷地俯瞰着使馆周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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